台湾知识份子与政治转型四十年
顾晓军短评：这不是理论文章，是知识性的介绍，那也比杨恒均的所谓民主理论代表作《专制国家70年大限理论》不知要强多少倍。杨恒均是个博士，他不可能不知道怎么写好论文，但，如果他想欺骗你，那他就没有办法拿出真本事了。这就是特务杨恒均的致命弱点。
作者：張鐵志
战后台湾的政治转型史就是一部知识份子介入政治与社会的歷史。
五六零年代是一个不能自由呼吸的黑暗时代，雷震、殷海光等自由主义知识份子被威权统治者无情地镇压。他们试图点起烛光，却一再被强制熄灭。还好这些微弱的火光在漆黑的密道中传递下去，影响一代又一代。
到了六零年代与七零年代的转换时刻，台湾开始从高度窒息的时代缓慢解放出来，市民社会开始胎动，旧的政治地壳开始鬆动，知识份子也出现新的歷史角色。
1.智者与权者的结合
六零年代末，白色恐怖进入尾声。1969年，国民党政府首次进行来台之后的中央民意代表的补选，决定性地影响了日后台湾政治的巨大变动。1971年，中华民国政府退出联合国以及保钓运动两大事件，撼动刺激了台湾社会，也危及威权体治的威信与正当性，再加上蒋经国准备接班，更积极拔擢年轻知识份子，使得知识份子开始跃上政治舞台。
当时最主要的集结点是「大学杂誌」。这份创刊於1968年的杂誌原本只是份知识青年办的思想性刊物，但1970年改组加入许多新生代知识份子。用当时主要参与者张俊宏的话，这分杂誌代表「智者和权者的结合」。回望歷史，这也是战后成长於台湾的新世代知识份子首次匯聚力量，並且是外省和本省知识份子的首次合作（后来也此分裂）。
之所以是智者与权者的结合，是因为1970年国民党中央党部秘书长张宝森在蒋经国鼓励下举办一场与当时青年知识份子的座谈，后来这群人开始筹划杂誌，並决定集体加入大学杂誌，因此大学杂誌隱然成为一份和国民党改革力量结合的刊物，並在七零年代初期成为重要的政治改革声音。1971年10月，《大学杂誌》发表了一篇引起舆论界相当瞩目的长文〈臺湾社会力分析〉，由许信良和张俊宏（两人当时都还在国民党內）撰写。另有由杨国枢等15人联合署名发表《国是諍言》，分別从人权、经济、司法、立法、监察等方面提出建言，再次引起震撼。1972年，《大学杂誌》庆祝四週年纪念，推出〈国是九论〉，尖锐的批判挑战官方容忍程度。
文章之外，他们也进入校园，如在1971年与台大学生会举办「中央民意代表全面改选座谈会」等，结合当时从保钓运动开始的校园运动。这些尖锐意见与行动一方面引起內部不同意见，另方面更让国民党高层担心失控，毕竟这个杂誌是在国民党支持下发展，可以说是蒋经国利用他们在探测社会舆论，所以一旦高层发现事態逐渐不可控制，就试图降温，大学杂誌因而在1973年1月分裂。
大学杂誌的知识份子集团此后分成三股力量，自由派的学院知识份子加入联合报系办的「中国论坛」杂誌，左翼知识份子成立「夏潮」，而张俊宏、许信良等人则走向政治运动。1975年担任民意代表的党外政治人物康寧祥、黄信介与张俊宏共同创办「台湾政论」，成为第一个完全是本土政治力量集结的刊物，是「新生代在野政治人物，和大学杂誌时期的知识份子间的桥樑」（康寧祥语）。
此时党外反对运动逐渐兴起。知识份子的启蒙角色与反对运动的逐渐组织化，在威权体制下一步步打开政治空间。1979年创办的「美丽岛杂誌」，是七零年代逐渐形成的党外政治力量的最大匯集，但刊物本身仍然有浓厚的知识气息。不过，与之前刊物不一样的是，美丽岛杂誌不只是论政，而是开始动员与组织群眾。这也使得他们在1979年十二月遭到镇压与逮捕。
2.衝撞与启蒙
从八零年代解严前夕的衝撞期到后解严时期的九零年代中期，知识份子確实在推动台湾的社会进步扮演重要力量。在八零年代，知识份子开始以更多元的角色介入在各个领域爆发的社会力，不论是政治反对运动、或是各种社会运动。
在社会运动上有几个特色：一、他们以温和中產阶级专业者姿態建立新的NGO，如消费者保护文教基金会，妇女新知等团体。二，他们与草根群眾建立起有机的结合，例如当时环保运动的主体是草根民眾的「自力救济」知识份子则提供专业知识，对抗政府的话语。三、在1987年的民主化启动前，民眾部门比较受到政府压制，社会地位较高的知识份子成为许多议题的重要发言人。但在解严后，由於政治自由化有所进展，社运更猛烈爆发，知识份子的角色相对减弱。
在政治领域，许多年轻的知识份子投入直接反对运动，或是担任政治工作，或是参与「党外杂誌」的编辑工作，为政治反对运动提供进一步的理念与论述，尤其相对於七零年代的早期党外政治人物，这一批年轻知识份子更能与当时勃兴的社会运动结合。此外，在政治反对运动和党国体制之外，几位自由派知识份子如胡佛、李鸿禧等台大教授鼓吹政府施政应回归宪法，废除不合宪政精神的「动员戡乱时期临时条款」，他们的高度社会声望使其成为国民党与党外运动的的中间传话者；例如当1986年九月民主进步党正式挑战法律成立时，这几位学者扮演关键角色，力劝蒋经国不应镇压。
也是在解严前后，台湾出现几份重要刊物如思想性杂誌「当代」、创办以报导文学和摄影为主的「人间」杂誌（作家陈映真创办），以及较小眾的以学运知识份子为主的「南方」杂誌。知识界蹦开始引起许多新的西方批判性思潮如新马克思主义，这又影响新一代的知识青年。
88年、89年分別成立了两个知识份子团体「台湾社会研究季刊」和「澄社」，可以说是民主化乍现时期，知识份子的重要集结。前者是社会批判性格强烈的学术刊物，后者则先是以早期自由主义知识份子为主的「论政」团体，后来加入许多新生代学者，两者在九零年代前期人员颇多重迭，但后来渐行渐远，並各自代表九零年代中期至今台湾知识界的不同立场。
3.公共知识份子的衰落？
后解严期的前几年，由於媒体管制放鬆，出现许多新杂誌和新报纸，提供了一个广大的言论空间，让台湾的论述领域十分热闹。许多学者恰好从国外带回来许多新的批判观念，为刚从戒严体制下解放出来的的台湾提供许多不同面向的社会改革议程：性別、社区、族群、媒体批判等等。那是一个思想解放的年代。
但两千年之后，越来越多人感嘆台湾公共知识份子的陨落，最近台湾中研院副院长王汎森教授也在南方週末为文指出这个现象在这两三年特別明显。
一般对此现象的解读，认为原因有三：一是过去十年台湾学院中学术评鑑的专业化与数量化，让许多学院知识份子没有多余心力去参与公共事务，只能被捆绑在学院中。第二、台湾媒体的日益商业化与轻盈化，评论版面日益缩小，不愿刊登深度与严肃的论述性文章，这也使得知识份子难有发表与討论的空间。
第三、台湾政治的蓝绿分裂和统独问题从九零年代中期开始日益严重，原先在八零年代一度团结的知识份子群体在九零年代纷纷分裂，如上述澄社和「台社」，或是在九零年代初成立以「后现代激进政治」为特色的思想刊物「岛屿边缘」，甚至至今最长命的思想刊物「当代杂誌」，都经歷和此有关的分化。这种分裂自然削弱知识份子的社会力量。
持平来说，当前台湾的知识份子在引领社会进步上，確实没有十年以前的影响力大。但是知识份子並没有从公共领域中退出。报纸上仍然可见学院內知识份子的发言与社会批判，许多人仍然积极介入各种NGO，不论环保、性別、司法改革还是人权团体。
尤其值得一提的现象是当年在八零年代中期到九零年代参与学生运动而被称为「学运世代」的一群人，现在许多人都是学术界、媒体界或是文化界的中坚份子，他们都具有强烈的社会关怀，也以不同角色介入社会。就在今年一月，以这个世代为主的学者、媒体人和NGO工作者正式成立了「守护台湾民主平台」的组织，这可谓这几年比较重要的知识份子集结的组织。（自我揭露：本人也是该团体执行委员）。
在此刻的台湾最重要的社运议题可以说是「反国光石化」环保运动。这个运动让我们看到NGO团体、专家学者、文化人与一批新的年轻人如何共同合作推动一个运动：NGO团体负责组织动员，文化人写诗唱歌，专家学者则提供科学分析证明这个石化工厂可能造成的污染祸害（有一千多专家学者连署反对）。
这个具体例子其实是台湾当前知识份子角色的缩影：许多知识份子仍然没有放弃在公共领域的战场，但是他们已经不再是民主化前后期那样的启蒙之光，而是在公共领域中提供专业的分析或者思想与论述的深化。但这或许正是一个正常社会的状况。
无论如何，对知识份子最大的考验还是，当民主社会的「权者」依然掌握巨大统治权力，「智者」是要更多地与其结合，还是能维持知识的自主与尊严，去抵抗权力的压迫或者诱惑，建立一个独立丰盛的公共领域。
2011年3月24日星期四
专制国家70年大限理论
专制国家70年大限理论
顾晓军短评：自抓特务以来，总有人与我提及杨恒均宣传民主的代表作“专制国家70年大限理论”。今日，终于抽空拜读了。读罢，我问：一、这也能算理论文章吗？别他娘的丢人了！二、他是在说中国共产党吗？三分之一扯蛋、三分之一说苏东、三分之一讲台湾。这种人也能算民主小贩？整个一党的高级骗子。马碧！杨的粉丝，都是呆碧！承认杨的民主作用的媒体，如果不是别有用心，那就肯定是呆碧！
作者：杨恒均
现在有一个挺有意思的现象，不管到哪里演讲或者座谈，大家最想听到的是发言者对未来的预测。你说很难预测啊，他说，那你胡乱猜测一下也可以嘛，反正大家都爱听。要是你不想把自己弄得像个算命先生似的，那倒还有另外一个选择：透露一点过去的鲜为人知的故事，好不好？至于那故事是你从街头巷尾打听到，还是出租车司机无意中泄漏的，关系不大，只要你讲述时漫不经心却又带点神秘地加上一句某某部长或某政治局委员……
中国人对过去和未来一样充满好奇，相比而言，他们对当下就缺乏热情了，好像他们对当下理解得滚瓜烂熟。中国的学者为了迎合大众趣味，弄得个个都好像生活在别处，当下只不过是神秘的过去和更加神秘的未来的连接而已。
我总认为，与过去和未来相比，知道我们当今站在什么地方，以及处于历史中的什么位置，也许更加重要，否则，你总是以为我们永远是过去的产物，以及不得不成为未来的铺垫与牺牲品。过去确实很重要，但它并非一定注定了今天，而且还将继续决定着我们的未来。而未来虽然是无法准确预测的，却一定是我们创造的。
说到历史，首先是历史决定论。通俗地说，就是历史有其发展规律，或者中国人说的“冥冥之中自有定数”。但历史决定论受到了多数学者的指责，原因是这个理论无法解释很多现象，例如，如果说民主是历史的大趋势，自从美国230年前建立第一个民主政体后，如今已经有超过60%的国家变成了民主国家，可是，你怎么解释还有那么多国家本该民主却仍然专制呢？
他们的质疑有道理，可我同样可以质疑他们：一些国家在短期内走弯路是可以理解的，但从历史大趋势上看，现在地球上不存在原始社会了吧？奴隶社会也没有几个了，至于封建社会，当然也很少了，这难道不说明历史自有其发展规律？历史的小弯路无可避免，可历史的大潮流却也是无可阻挡的？
不应该过分解读历史决定论对我们追求民主自由的影响，有人说相信历史决定论的人就会懒惰，因为反正历史的发展会带来民主，我们争取个啥？等她到来，我们搭顺风车吧。其实，这只是一部分人，也许还有另外一部分人，因为相信历史决定论，所以他们更加起劲地“站在历史正确的一边”。这都是有可能的。
至于不相信“历史决定论”的，有部分人可能会相信独裁专制可以万岁万岁万万岁，但同样有一部分仁人志士会认为，只要努力，今晚就可以把民主带到这片土地上。所以，我的建议是，历史决定论可以否定，但历史肯定有一定的发展轨迹和规律，相信与借鉴历史，但别迷信历史。历史是人创造的。
这就是说到历史时，我要说的另外一个更加重要的因素，那就是“人”的因素。“英雄创造历史”，以及“历史是由人民创造的”都各说对了一半，准确的说法是：人，创造历史。
“人”的因素正是历史决定论者的大困扰，因为凡是看过历史书（那怕是通俗读物）的人都知道，就在大家每每看到关键时刻，甚至以为历史已经成为“必然“的时候，总是有一个或者一群“人”把历史改写。这就是我说的“人”。
可以不夸张地说，所有人文科学，归根到底都是关于“人”自身的科学。我们研究任何一种社会现象，其实都是在研究隐藏其后并决定其发展的人，因为如果不是人本身是不定数的话，那么世界上因人而定的所有事物都将是一尘不变的。
下面我想我举个例子来说明历史有其规律以及人是决定历史最重要的因素这个道理。我姑且称其为“专制国家70年大限理论”。根据这个理论，我们检视一下皇权结束后历史上出现过的专制国家，发现它们几乎都在70岁左右发生了巨大变化，大多从专制走向民主。
20年前苏联东欧发生巨变，不但美国和西方国家跌破眼镜，连苏联东欧这些国家自己也搞不明白，咋就一夜之间变颜色了呢？
后来问题就集中在为什么苏联是70年，东欧是40年？而北朝鲜、古巴等就可以度过1989年？研究来研究去，还是集中在“人”上，发现原来很简单啊，因为70年的苏联，第一代拿枪打江山的最高领导人都死了，连他们指定的接班人和隔代指定的接班人也下台了。而这种体制的合法性就是“死了几百万先烈”、“用枪杆子”换来的，你要夺权？“拿20万生命来换吧！”
但第一代打江山的和他们正统的接班人下台后，“合法性”自然受到质疑，需要更新，例如经济高速发展或者民主政治。一个专制国家，没有了“合法”的强人，能够持续多久？过去的实例告诉我们：没有几个超过70年的。除非一种情况例外，那就是在历史上持续了几千年的封建王朝。
为什么封建王朝持续如此之久？一大半超过了70年，甚至几百年？原因除了科技不发达之外，最主要的就是其“子承父业”的“合法性”。——在所有独裁专制或者封建王朝里，子承父业都是唯一的稳定模式，因为血脉相传让他们始终拥有正统的“合法性”，那当然是用别人的鲜血和自己的血脉维系的“合法性”。
你还别说，中国人和亚洲其他国家的人还最认这个硬“道理”的。于是我们看到，蒋介石把政权传给蒋经国，小蒋死后把政权交给李登辉，所以，“李登辉”也算是“合法”的继承人，可蒋经国故意没有或者遗忘了隔代指定李登辉的继承人，而李登辉虽然已经美国化和日本化，也应该认识到，他根本没有合法的权威来指定这个政权的下一个接班人（即便指定，也会是风雨飘摇的），李登辉当时面临的唯一的选择就是给这个政权以新的“合法性”。
当时的“合法性”有这么几个，一个是继续与大陆对抗，弄得剑拔弩张，好像大陆随时要收复台湾，但大陆发展经济，不和台湾玩了，这个“合法性”就有点牵强。
第二个就是让经济高速发展，让老百姓像吃饱睡足的猪一样“幸福而有尊严”的活着，这算是比枪杆子的合法性更进一步，可台湾在蒋经国时代已经玩过“经济高速发展”啊，都亚洲四小龙了。所以，有历史感的李登辉干脆顺水推舟，开始搞民主——竟然把自己搞成了台湾一些人口中的“民主之父”。你去查一下历史，从蒋介石上个世纪20年代掌权，到上个世纪九十年代台湾第一次民主选举“总统：几乎刚好也是70年左右！——记住这个数字。
我们再看看北朝鲜，如果这一次金正日继续把政权交给自己的儿子，哪怕他儿子是阿斗，估计也还能维持一段时间，如果交给其他人，则不出十年，政权的合法性一定受到挑战，当然，可喜可贺的是，北朝鲜还有大把的政治资本：搞改革开放嘛，让老百姓富裕20年、30年，估计也是可能的。所以，北朝鲜有可能是这类政治体制中生命力最强盛的，这得归功于金日成灵活掌握马克思主义，大胆创新，把政权直接交给了自己的亲儿子。
我们再回到20年前，东欧为啥和苏联一起玩完？很简单，东欧的天下本来就不是他们国家的“建国者”打下的，都是在苏联的卵翼下诞生的，“合法性” 是苏联的坦克维系的，多次受到质疑与挑战。那么，为什么苏联东欧过不了关，有的国家却可以保平安？
记得当时很多人想不通，结果想不通就变得悲观失望，历史决定了啊，或者脸红脖子粗地哀叹：人民太愚昧，统治者太聪明……其实，人民不愚昧，统治者也没有聪明到哪里去，是想不通的人太糊涂而已。你说的那些能够度过难关的国家，唯一的不同就在于人家还有“合法性”，或者说，拿枪打天下的人（或者他们亲手指定的接班人）还在台上。
但50年、60年，还有70年，这些人包括他们合法指定的人都相继退出历史的舞台，怎么办？这种政权没有了哪怕是枪杆子打出的那种“合法性”，要想继续玩下去，是非常危险的！有人说，不，我们很强大，真的吗？读点历史吧，你去看看苏联在它建国60年时的勃力日列夫时代（例如1979年），国力仅次于美国，军力旗鼓相当，尤其在国际上的影响力和势力范围，几乎和美国二分天下——从那以后，还有哪一个国家达到过这个级别？——注意，我说的是北朝鲜和古巴，谁让老杨头是国际问题专家呢？
我上面说了这么多，有人可能会说，你的“专制国家70年大限理论”完全是历史决定论的产物啊，其实不然，因为在这种变化中，我们看到的都是那么多的“偶然”，而这些“偶然”却都是由我们并没有预料到的一个又一个个体的“人”来完成的，如果苏联七十年的时候，民众都依然是奴才，那一切都不会改变；如果苏联七十年的时候，没有戈尔巴乔夫和叶利钦，历史将依然如故，如果台湾的一党专制达到70年的时候，不使用民主的方法自我化解劫难，也许国民党永远不会卷土重来，至今还在台上……
我想年轻人应该明白我在说什么，那就是，不管历史是否已经被注定，还是完全没有规律，都不是一个问题，问题出在“人”的身上，过去的历史是人创造的，现在也是人在创造，而未来，同样是由人来创造的。
千万别告诉我你觉得其他国家是“人”在创造历史，但“中国人”不行，是历史在创造我们，更不要对我陈词滥调：利益集团那些“人”特别坏，在台上的那些“人”不肯松开紧握权力的双手，而你周围的人又太愚昧，这完全是胡扯，你自己不是“人”？
所以，在一场演讲会上，我以这样一句结束语与80后互勉：未来不是用来推测和等待的，未来是用来创造的。只要大家一起努力，各尽所能，那么我们就一定会走进期盼的未来！
杨恒均 2010-3-18 北京
顾晓军短评：自抓特务以来，总有人与我提及杨恒均宣传民主的代表作“专制国家70年大限理论”。今日，终于抽空拜读了。读罢，我问：一、这也能算理论文章吗？别他娘的丢人了！二、他是在说中国共产党吗？三分之一扯蛋、三分之一说苏东、三分之一讲台湾。这种人也能算民主小贩？整个一党的高级骗子。马碧！杨的粉丝，都是呆碧！承认杨的民主作用的媒体，如果不是别有用心，那就肯定是呆碧！
作者：杨恒均
现在有一个挺有意思的现象，不管到哪里演讲或者座谈，大家最想听到的是发言者对未来的预测。你说很难预测啊，他说，那你胡乱猜测一下也可以嘛，反正大家都爱听。要是你不想把自己弄得像个算命先生似的，那倒还有另外一个选择：透露一点过去的鲜为人知的故事，好不好？至于那故事是你从街头巷尾打听到，还是出租车司机无意中泄漏的，关系不大，只要你讲述时漫不经心却又带点神秘地加上一句某某部长或某政治局委员……
中国人对过去和未来一样充满好奇，相比而言，他们对当下就缺乏热情了，好像他们对当下理解得滚瓜烂熟。中国的学者为了迎合大众趣味，弄得个个都好像生活在别处，当下只不过是神秘的过去和更加神秘的未来的连接而已。
我总认为，与过去和未来相比，知道我们当今站在什么地方，以及处于历史中的什么位置，也许更加重要，否则，你总是以为我们永远是过去的产物，以及不得不成为未来的铺垫与牺牲品。过去确实很重要，但它并非一定注定了今天，而且还将继续决定着我们的未来。而未来虽然是无法准确预测的，却一定是我们创造的。
说到历史，首先是历史决定论。通俗地说，就是历史有其发展规律，或者中国人说的“冥冥之中自有定数”。但历史决定论受到了多数学者的指责，原因是这个理论无法解释很多现象，例如，如果说民主是历史的大趋势，自从美国230年前建立第一个民主政体后，如今已经有超过60%的国家变成了民主国家，可是，你怎么解释还有那么多国家本该民主却仍然专制呢？
他们的质疑有道理，可我同样可以质疑他们：一些国家在短期内走弯路是可以理解的，但从历史大趋势上看，现在地球上不存在原始社会了吧？奴隶社会也没有几个了，至于封建社会，当然也很少了，这难道不说明历史自有其发展规律？历史的小弯路无可避免，可历史的大潮流却也是无可阻挡的？
不应该过分解读历史决定论对我们追求民主自由的影响，有人说相信历史决定论的人就会懒惰，因为反正历史的发展会带来民主，我们争取个啥？等她到来，我们搭顺风车吧。其实，这只是一部分人，也许还有另外一部分人，因为相信历史决定论，所以他们更加起劲地“站在历史正确的一边”。这都是有可能的。
至于不相信“历史决定论”的，有部分人可能会相信独裁专制可以万岁万岁万万岁，但同样有一部分仁人志士会认为，只要努力，今晚就可以把民主带到这片土地上。所以，我的建议是，历史决定论可以否定，但历史肯定有一定的发展轨迹和规律，相信与借鉴历史，但别迷信历史。历史是人创造的。
这就是说到历史时，我要说的另外一个更加重要的因素，那就是“人”的因素。“英雄创造历史”，以及“历史是由人民创造的”都各说对了一半，准确的说法是：人，创造历史。
“人”的因素正是历史决定论者的大困扰，因为凡是看过历史书（那怕是通俗读物）的人都知道，就在大家每每看到关键时刻，甚至以为历史已经成为“必然“的时候，总是有一个或者一群“人”把历史改写。这就是我说的“人”。
可以不夸张地说，所有人文科学，归根到底都是关于“人”自身的科学。我们研究任何一种社会现象，其实都是在研究隐藏其后并决定其发展的人，因为如果不是人本身是不定数的话，那么世界上因人而定的所有事物都将是一尘不变的。
下面我想我举个例子来说明历史有其规律以及人是决定历史最重要的因素这个道理。我姑且称其为“专制国家70年大限理论”。根据这个理论，我们检视一下皇权结束后历史上出现过的专制国家，发现它们几乎都在70岁左右发生了巨大变化，大多从专制走向民主。
20年前苏联东欧发生巨变，不但美国和西方国家跌破眼镜，连苏联东欧这些国家自己也搞不明白，咋就一夜之间变颜色了呢？
后来问题就集中在为什么苏联是70年，东欧是40年？而北朝鲜、古巴等就可以度过1989年？研究来研究去，还是集中在“人”上，发现原来很简单啊，因为70年的苏联，第一代拿枪打江山的最高领导人都死了，连他们指定的接班人和隔代指定的接班人也下台了。而这种体制的合法性就是“死了几百万先烈”、“用枪杆子”换来的，你要夺权？“拿20万生命来换吧！”
但第一代打江山的和他们正统的接班人下台后，“合法性”自然受到质疑，需要更新，例如经济高速发展或者民主政治。一个专制国家，没有了“合法”的强人，能够持续多久？过去的实例告诉我们：没有几个超过70年的。除非一种情况例外，那就是在历史上持续了几千年的封建王朝。
为什么封建王朝持续如此之久？一大半超过了70年，甚至几百年？原因除了科技不发达之外，最主要的就是其“子承父业”的“合法性”。——在所有独裁专制或者封建王朝里，子承父业都是唯一的稳定模式，因为血脉相传让他们始终拥有正统的“合法性”，那当然是用别人的鲜血和自己的血脉维系的“合法性”。
你还别说，中国人和亚洲其他国家的人还最认这个硬“道理”的。于是我们看到，蒋介石把政权传给蒋经国，小蒋死后把政权交给李登辉，所以，“李登辉”也算是“合法”的继承人，可蒋经国故意没有或者遗忘了隔代指定李登辉的继承人，而李登辉虽然已经美国化和日本化，也应该认识到，他根本没有合法的权威来指定这个政权的下一个接班人（即便指定，也会是风雨飘摇的），李登辉当时面临的唯一的选择就是给这个政权以新的“合法性”。
当时的“合法性”有这么几个，一个是继续与大陆对抗，弄得剑拔弩张，好像大陆随时要收复台湾，但大陆发展经济，不和台湾玩了，这个“合法性”就有点牵强。
第二个就是让经济高速发展，让老百姓像吃饱睡足的猪一样“幸福而有尊严”的活着，这算是比枪杆子的合法性更进一步，可台湾在蒋经国时代已经玩过“经济高速发展”啊，都亚洲四小龙了。所以，有历史感的李登辉干脆顺水推舟，开始搞民主——竟然把自己搞成了台湾一些人口中的“民主之父”。你去查一下历史，从蒋介石上个世纪20年代掌权，到上个世纪九十年代台湾第一次民主选举“总统：几乎刚好也是70年左右！——记住这个数字。
我们再看看北朝鲜，如果这一次金正日继续把政权交给自己的儿子，哪怕他儿子是阿斗，估计也还能维持一段时间，如果交给其他人，则不出十年，政权的合法性一定受到挑战，当然，可喜可贺的是，北朝鲜还有大把的政治资本：搞改革开放嘛，让老百姓富裕20年、30年，估计也是可能的。所以，北朝鲜有可能是这类政治体制中生命力最强盛的，这得归功于金日成灵活掌握马克思主义，大胆创新，把政权直接交给了自己的亲儿子。
我们再回到20年前，东欧为啥和苏联一起玩完？很简单，东欧的天下本来就不是他们国家的“建国者”打下的，都是在苏联的卵翼下诞生的，“合法性” 是苏联的坦克维系的，多次受到质疑与挑战。那么，为什么苏联东欧过不了关，有的国家却可以保平安？
记得当时很多人想不通，结果想不通就变得悲观失望，历史决定了啊，或者脸红脖子粗地哀叹：人民太愚昧，统治者太聪明……其实，人民不愚昧，统治者也没有聪明到哪里去，是想不通的人太糊涂而已。你说的那些能够度过难关的国家，唯一的不同就在于人家还有“合法性”，或者说，拿枪打天下的人（或者他们亲手指定的接班人）还在台上。
但50年、60年，还有70年，这些人包括他们合法指定的人都相继退出历史的舞台，怎么办？这种政权没有了哪怕是枪杆子打出的那种“合法性”，要想继续玩下去，是非常危险的！有人说，不，我们很强大，真的吗？读点历史吧，你去看看苏联在它建国60年时的勃力日列夫时代（例如1979年），国力仅次于美国，军力旗鼓相当，尤其在国际上的影响力和势力范围，几乎和美国二分天下——从那以后，还有哪一个国家达到过这个级别？——注意，我说的是北朝鲜和古巴，谁让老杨头是国际问题专家呢？
我上面说了这么多，有人可能会说，你的“专制国家70年大限理论”完全是历史决定论的产物啊，其实不然，因为在这种变化中，我们看到的都是那么多的“偶然”，而这些“偶然”却都是由我们并没有预料到的一个又一个个体的“人”来完成的，如果苏联七十年的时候，民众都依然是奴才，那一切都不会改变；如果苏联七十年的时候，没有戈尔巴乔夫和叶利钦，历史将依然如故，如果台湾的一党专制达到70年的时候，不使用民主的方法自我化解劫难，也许国民党永远不会卷土重来，至今还在台上……
我想年轻人应该明白我在说什么，那就是，不管历史是否已经被注定，还是完全没有规律，都不是一个问题，问题出在“人”的身上，过去的历史是人创造的，现在也是人在创造，而未来，同样是由人来创造的。
千万别告诉我你觉得其他国家是“人”在创造历史，但“中国人”不行，是历史在创造我们，更不要对我陈词滥调：利益集团那些“人”特别坏，在台上的那些“人”不肯松开紧握权力的双手，而你周围的人又太愚昧，这完全是胡扯，你自己不是“人”？
所以，在一场演讲会上，我以这样一句结束语与80后互勉：未来不是用来推测和等待的，未来是用来创造的。只要大家一起努力，各尽所能，那么我们就一定会走进期盼的未来！
杨恒均 2010-3-18 北京
2011年3月21日星期一
联军第2轮空袭 卡扎菲指挥中心被毁（组图）
联军第2轮空袭 卡扎菲指挥中心被毁（组图）
顾晓军报道：据外媒报导，利比亚强人格达费在黎波里(Tripoli)官邸的指挥中心办公大楼，已经遭飞弹袭击，住处屋顶被炸飞，出现2个大洞。
美欧联军星期日（3月20日）连续第二夜对利比亚目标进行空袭，卡扎菲的官邸被炸毁。
利比亚官员带西方媒体记者到废墟参观，但记者们说没有人告诉他们官邸以及官邸所在的军事基地所遭到的空袭是否造成了人员伤亡。
与此同时，美国军方发言人则辩解说，联军的目标并不是打击卡扎菲本人也不是他的官邸。
美国军方称，联军对利比亚空袭的目标是利比亚军事设施和防空系统。
不过一名不愿意透露姓名的联军军官说，最新的空袭摧毁了卡扎菲的“指挥和控制能力”。
此前，利比亚领导人卡扎菲谴责西方对利比亚的袭击是“恐怖活动”，并称利比亚民众已经拿起武装，做好了打“持久战”的准备。
利比亚国营电视台报道说，联军对利比亚的首轮空袭造成64人丧生，150人受伤，其中包括不少妇女和儿童。
不过暂时无法核实当局公布的数字的准确性。
阿拉伯国家联盟表示，虽然他们支持设立禁飞区，但西方空袭利比亚部队的行为有点过火。
阿盟秘书长穆萨表示，他们寻求保护利比亚平民，而不是轰炸更多的平民。
俄罗斯则敦促英国、法国和美国停止空袭利比亚的非军事目标。
空袭
美国国防部说，美国战机周日再次对利比亚领导人卡扎非的地面部队和防空设施发动空袭。
法新社引述美军发言人的话说，有19架美军战机参与了周日凌晨的空袭行动，其中包括3架B2隐形轰炸机。
法新社记者和反叛力量说，联军战机对反叛力量大本营班加西以西的政府军目标发空袭，几十辆军车被击毁，其中包括坦克。
美国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马伦20日表示，对利比亚的初期军事行动是“成功的”，利比亚领导人卡扎菲的军队“不再向班加西推进”。
英国国防大臣福克斯说，最初迹象显示，英军飞行员“很成功”。如果有必要还会有进一步空袭，阻止卡扎非政权攻击平民。
他对BBC说，英军的台风式和旋风式战机将很快部署在意大利南部基地，该基地将作为英军的作战指挥中心。
福克斯披露，今后几天，阿拉伯国家的军事装备将部署在该地区。这将显示这是一次国际行动，并非是西方将自己的意志强加给别人。
利比亚当地时间19日晚，法国、英国和美国等国的战机和舰艇向利比亚的目标实施了军事打击。
这次军事行动名为“奥德赛黎明”，除了美国与英国，参与行动的还有法国、加拿大和意大利。
作为阿拉伯联盟成员国之一的卡塔尔决定派遣四架飞机参加在利比亚的国际军事行动。
图链接：http://guxiaojun.blog.ycwb.com/201132118322.html
顾晓军公告：本月“民评官”值班秘书长石三生
专访 视频
褒贬不一备受争议的顾晓军 顾晓军吧 1510
顾晓军主义（十卷） 顾晓军主义（九卷）
顾晓军主义（八卷） 顾晓军主义（七卷）
顾晓军主义（六卷） 顾晓军主义（五卷）
顾晓军主义（四卷） 顾晓军主义（三卷）
顾晓军主义（二卷） 顾晓军主义（一卷）
顾晓军小说（五卷） 顾晓军小说（四卷）
顾晓军小说（三卷） 顾晓军小说（二卷）
顾晓军小说（一卷） 顾晓军叙事诗 1510
顾晓军言论（四卷） 顾晓军言论（三卷）
顾晓军言论（二卷） 顾晓军言论（一卷）
顾晓军报道：据外媒报导，利比亚强人格达费在黎波里(Tripoli)官邸的指挥中心办公大楼，已经遭飞弹袭击，住处屋顶被炸飞，出现2个大洞。
美欧联军星期日（3月20日）连续第二夜对利比亚目标进行空袭，卡扎菲的官邸被炸毁。
利比亚官员带西方媒体记者到废墟参观，但记者们说没有人告诉他们官邸以及官邸所在的军事基地所遭到的空袭是否造成了人员伤亡。
与此同时，美国军方发言人则辩解说，联军的目标并不是打击卡扎菲本人也不是他的官邸。
美国军方称，联军对利比亚空袭的目标是利比亚军事设施和防空系统。
不过一名不愿意透露姓名的联军军官说，最新的空袭摧毁了卡扎菲的“指挥和控制能力”。
此前，利比亚领导人卡扎菲谴责西方对利比亚的袭击是“恐怖活动”，并称利比亚民众已经拿起武装，做好了打“持久战”的准备。
利比亚国营电视台报道说，联军对利比亚的首轮空袭造成64人丧生，150人受伤，其中包括不少妇女和儿童。
不过暂时无法核实当局公布的数字的准确性。
阿拉伯国家联盟表示，虽然他们支持设立禁飞区，但西方空袭利比亚部队的行为有点过火。
阿盟秘书长穆萨表示，他们寻求保护利比亚平民，而不是轰炸更多的平民。
俄罗斯则敦促英国、法国和美国停止空袭利比亚的非军事目标。
空袭
美国国防部说，美国战机周日再次对利比亚领导人卡扎非的地面部队和防空设施发动空袭。
法新社引述美军发言人的话说，有19架美军战机参与了周日凌晨的空袭行动，其中包括3架B2隐形轰炸机。
法新社记者和反叛力量说，联军战机对反叛力量大本营班加西以西的政府军目标发空袭，几十辆军车被击毁，其中包括坦克。
美国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马伦20日表示，对利比亚的初期军事行动是“成功的”，利比亚领导人卡扎菲的军队“不再向班加西推进”。
英国国防大臣福克斯说，最初迹象显示，英军飞行员“很成功”。如果有必要还会有进一步空袭，阻止卡扎非政权攻击平民。
他对BBC说，英军的台风式和旋风式战机将很快部署在意大利南部基地，该基地将作为英军的作战指挥中心。
福克斯披露，今后几天，阿拉伯国家的军事装备将部署在该地区。这将显示这是一次国际行动，并非是西方将自己的意志强加给别人。
利比亚当地时间19日晚，法国、英国和美国等国的战机和舰艇向利比亚的目标实施了军事打击。
这次军事行动名为“奥德赛黎明”，除了美国与英国，参与行动的还有法国、加拿大和意大利。
作为阿拉伯联盟成员国之一的卡塔尔决定派遣四架飞机参加在利比亚的国际军事行动。
图链接：http://guxiaojun.blog.ycwb.com/201132118322.html
顾晓军公告：本月“民评官”值班秘书长石三生
专访 视频
褒贬不一备受争议的顾晓军 顾晓军吧 1510
顾晓军主义（十卷） 顾晓军主义（九卷）
顾晓军主义（八卷） 顾晓军主义（七卷）
顾晓军主义（六卷） 顾晓军主义（五卷）
顾晓军主义（四卷） 顾晓军主义（三卷）
顾晓军主义（二卷） 顾晓军主义（一卷）
顾晓军小说（五卷） 顾晓军小说（四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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顾晓军小说（一卷） 顾晓军叙事诗 15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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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1年3月9日星期三
再揭：色诱多韩国驻上海领事精彩细节 新图
再揭：色诱多韩国驻上海领事精彩细节 新图
顾晓军短评：精彩细节、精彩新图，不容错过！已被喻为“韩版色戒”，身世成迷。
看不见图，点此链接：http://guxiaojun.blog.ycwb.com/201139195759.html
将韩国外交官玩弄于股掌之中的中国女性邓新明（33岁）曾帮助解决了上海总领事馆的主要信访问题，此后便以此为基础同关系日益密切的韩国外交官们发生了不正当性关系，从而获得了向中国人非法发放韩国签证的特殊照顾。邓新明还掌握了韩国驻上海总领馆发放签证相关的材料、外交官紧急联络网、2007年李明博候补选举对策本部联系方式等信息。据说在这一过程中，邓新明还曾对韩国外交官采取了恐吓和威胁等手段。
韩国的外交官们被这位兼备美貌和财力、同时还和上海政界人士关系亲密的30多岁女性所迷倒，最终坠入深渊。甚至有人说，这位中国女性的间谍活动简直就是韩国版的《色戒》。邓新明的真实身份目前仍未被确认，而和他结婚10多年的韩国丈夫陈某甚至表示“不太清楚妻子是做什麽的”。对于这样的邓新明，前总领事金正基3月8日在接受《中央日报》的采访时表示：“她是一个在上海发挥着巨大政治影响力的女性。”他在总结并提交给外交部的“陈情书”中也列举了很多邓新明影响力巨大的事例。
金前总领事从2008年开始至上个月末，一直担任韩国驻上海总领馆的负责人。
邓新明在她亲笔书写并提交给韩国政府的申请书中写着她住在“上海长宁区古羊路名都城1001号”。这是她2010年9月3日为了拿到韩国签证而提供的住所。这里也是房价在30亿韩元至50亿韩元价位的豪华别墅村。但她在签证申请材料中提供的身份证上的地址则是“上海浦东新区流芳西路1弄4号4801 室”。坐落在黄浦江边的这栋建筑每3.3平方米的价格高达1亿韩元，是最高级的公寓。金前总领事说：“邓新明拥有的房地产价值100亿韩元左右”，“邓新明开宝马车，并送她7岁的女儿和收养的数名子女到每年学费高达3万美元的外国人学校上学”。
金前总领事说，邓新明2008年在韩国驻华大使辛正承访问上海时曾为了其和上海党委书记俞正声和市长韩正一起会面而从中牵线搭桥。据说，如果不运用在背后的特别努力，韩国驻华大使想同时和上海最高权力者党委书记和市长会面几乎是不可能的。根据金前总领事的说法，知识经济部所属的K领事2008年8月上任时，曾被中国海关发现在他的行李中包含其他人的行李，随后被怀疑走私，最后这件事还是通过邓新明从中协调得以解决的。据说，邓新明在之后也曾多次对K领事的工作提供帮助，特别是2010年的上海世博会期间，她全面支持了K领事的活动。和邓新明逐渐熟悉的K领事随后把她介绍给了负责发放签证的法务部所属的H 领事，而邓新明和H领事发生了不正当关系。被抓住把柄的H领事之后不得不按照邓新明的要求发放签证。据说，由于K领事嫉妒邓新明和H领事关系，对她进行了纠缠，邓新明甚至要求K领事写下了一封“保证以后不再缠着你，否则就剁掉手指”的保证书。
图2，外交通商部P前领事和邓新明
图3，今年初东窗事发而辞职的H前领事和邓新明
在金前领事的“陈情书”中还提到，邓新明曾帮助过2008年11月和2009年4月访问上海的大国家党议员李相得和首尔市长吴世勋同上海党委书记俞正声和市长韩正的见面。甚至还提到，邓新明在2009年上海和济州岛签订友好城市协定的过程中发挥了作用。金前领事表示：“我曾看到2009年中国国庆活动和 2010年上海世博会闭幕式上，邓新明和韩正市长、俞正声书记站在一起愉快地聊天。”
在上海的韩国人社会里还流传着邓新明是中国最高领导人后代的说法。有韩国人透露，邓新明曾表示“我是邓小平的孙女，是俞正声党书记的侄女”。
1978年出生的邓新明在2001年和韩国国内企业派驻中国的职员韩国人陈某（37岁）结婚。根据陈某透露的信息，邓新明在婚后5~6年间一直在家做着家庭主妇，从4~5年前开始，她告诉丈夫自己考取了上海的公务员，随后便频繁外出。2008年之后，她开始同韩国外交官们保持密切接触。陈某说：“从去年开始，她在外面过夜的次数开始变多，最近干脆就不回家了”，“我只知道她没有父母，她在山东省的舅舅几年前来上海担任了党委书记，除此之外，其他的情况我就不太清楚了”。据说，邓新明在和韩国外交官通话时使用的都是不会显示电话号码的手机，因此也有人推测邓新明是企图窃取韩国政府机密的中国情报机关工作人员。但外交部当局表示：“上海总领馆并没有中国情报机关想要获得的高级情报，就算能获得什麽好处，也不过是发发签证而已。”
顾晓军短评：精彩细节、精彩新图，不容错过！已被喻为“韩版色戒”，身世成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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将韩国外交官玩弄于股掌之中的中国女性邓新明（33岁）曾帮助解决了上海总领事馆的主要信访问题，此后便以此为基础同关系日益密切的韩国外交官们发生了不正当性关系，从而获得了向中国人非法发放韩国签证的特殊照顾。邓新明还掌握了韩国驻上海总领馆发放签证相关的材料、外交官紧急联络网、2007年李明博候补选举对策本部联系方式等信息。据说在这一过程中，邓新明还曾对韩国外交官采取了恐吓和威胁等手段。
韩国的外交官们被这位兼备美貌和财力、同时还和上海政界人士关系亲密的30多岁女性所迷倒，最终坠入深渊。甚至有人说，这位中国女性的间谍活动简直就是韩国版的《色戒》。邓新明的真实身份目前仍未被确认，而和他结婚10多年的韩国丈夫陈某甚至表示“不太清楚妻子是做什麽的”。对于这样的邓新明，前总领事金正基3月8日在接受《中央日报》的采访时表示：“她是一个在上海发挥着巨大政治影响力的女性。”他在总结并提交给外交部的“陈情书”中也列举了很多邓新明影响力巨大的事例。
金前总领事从2008年开始至上个月末，一直担任韩国驻上海总领馆的负责人。
邓新明在她亲笔书写并提交给韩国政府的申请书中写着她住在“上海长宁区古羊路名都城1001号”。这是她2010年9月3日为了拿到韩国签证而提供的住所。这里也是房价在30亿韩元至50亿韩元价位的豪华别墅村。但她在签证申请材料中提供的身份证上的地址则是“上海浦东新区流芳西路1弄4号4801 室”。坐落在黄浦江边的这栋建筑每3.3平方米的价格高达1亿韩元，是最高级的公寓。金前总领事说：“邓新明拥有的房地产价值100亿韩元左右”，“邓新明开宝马车，并送她7岁的女儿和收养的数名子女到每年学费高达3万美元的外国人学校上学”。
金前总领事说，邓新明2008年在韩国驻华大使辛正承访问上海时曾为了其和上海党委书记俞正声和市长韩正一起会面而从中牵线搭桥。据说，如果不运用在背后的特别努力，韩国驻华大使想同时和上海最高权力者党委书记和市长会面几乎是不可能的。根据金前总领事的说法，知识经济部所属的K领事2008年8月上任时，曾被中国海关发现在他的行李中包含其他人的行李，随后被怀疑走私，最后这件事还是通过邓新明从中协调得以解决的。据说，邓新明在之后也曾多次对K领事的工作提供帮助，特别是2010年的上海世博会期间，她全面支持了K领事的活动。和邓新明逐渐熟悉的K领事随后把她介绍给了负责发放签证的法务部所属的H 领事，而邓新明和H领事发生了不正当关系。被抓住把柄的H领事之后不得不按照邓新明的要求发放签证。据说，由于K领事嫉妒邓新明和H领事关系，对她进行了纠缠，邓新明甚至要求K领事写下了一封“保证以后不再缠着你，否则就剁掉手指”的保证书。
图2，外交通商部P前领事和邓新明
图3，今年初东窗事发而辞职的H前领事和邓新明
在金前领事的“陈情书”中还提到，邓新明曾帮助过2008年11月和2009年4月访问上海的大国家党议员李相得和首尔市长吴世勋同上海党委书记俞正声和市长韩正的见面。甚至还提到，邓新明在2009年上海和济州岛签订友好城市协定的过程中发挥了作用。金前领事表示：“我曾看到2009年中国国庆活动和 2010年上海世博会闭幕式上，邓新明和韩正市长、俞正声书记站在一起愉快地聊天。”
在上海的韩国人社会里还流传着邓新明是中国最高领导人后代的说法。有韩国人透露，邓新明曾表示“我是邓小平的孙女，是俞正声党书记的侄女”。
1978年出生的邓新明在2001年和韩国国内企业派驻中国的职员韩国人陈某（37岁）结婚。根据陈某透露的信息，邓新明在婚后5~6年间一直在家做着家庭主妇，从4~5年前开始，她告诉丈夫自己考取了上海的公务员，随后便频繁外出。2008年之后，她开始同韩国外交官们保持密切接触。陈某说：“从去年开始，她在外面过夜的次数开始变多，最近干脆就不回家了”，“我只知道她没有父母，她在山东省的舅舅几年前来上海担任了党委书记，除此之外，其他的情况我就不太清楚了”。据说，邓新明在和韩国外交官通话时使用的都是不会显示电话号码的手机，因此也有人推测邓新明是企图窃取韩国政府机密的中国情报机关工作人员。但外交部当局表示：“上海总领馆并没有中国情报机关想要获得的高级情报，就算能获得什麽好处，也不过是发发签证而已。”
2011年3月8日星期二
色诱多韩国驻上海领事 中共女特务曝光 组图
色诱多韩国驻上海领事 中共女特务曝光 组图
顾晓军短评：好色的朋友抱歉了，照片拿不下来。哈哈，终于拿到照片了。
韩联社首尔3月8日电 举报上海领事泄密事件的J某（37岁）是事件中心人物邓某（女，33岁）的丈夫。他百感交集地说：“一起过10年的妻子难道是间谍？感觉心寒。”
他向记者介绍事件的来龙去脉时表示，在听到妻子有婚外情的风言风语之后翻了妻子的物品，没想到翻出韩国政府机构的内部信息和政要的电话号码等，让他大吃一惊。
邓某（韩联社）
韩国政要的电话号码（韩联社）
曾在某韩国企业上海分公司任职的J某在接受韩联社的电话采访时表示，政要的电话号码是在他妻子U盘里找到的，有图片文档，还有整理出来的Excel档。除此之外还有领事馆签发签证的内容，以及当地侨民向总领事馆的举报信，里面的内容是，不经过邓某很难拿到韩国签证。具体的内容是，韩国领事馆在根据邓某的意思签发签证，所以有传闻说，棘手的签证都要去找她。
J某2001年在上海认识邓某，结婚后生有一名女儿。但是几年前传出婚外情之后，两人之间的感情出现问题，去年邓某与前上海领事H某（41岁）的婚外情被曝光之后，两人的结婚生活也从此画上了句号。
对于“J某与邓某协议结婚”的说法，J某反驳说，不久之前他们还维持着幸福美满的家庭，并出示了多张证实美满生活的照片。他说，结婚后的5~6年期间，两人恩恩爱爱，家庭生活很美满。但妻子从几年前说自己被录取为公务员，开始在外面活动，最后除了问题。她有时说在担任上海市长的秘书，有时说在警察署工作，上海世博会期间尤其忙碌。她还为抵沪的韩国官员联络中方高层，似乎在中间搭桥。
J某表示，去年年底，妻子与H某领事的婚外情的传闻在上海韩侨界传出之后，他开始怀疑妻子，在翻她的物品时发现了同韩国外交官一起拍摄的多张照片、某领事书写的“誓言”、政要的电话号码等。
他说：“只听说她的父亲已过世，山东的一个舅舅被调到上海担任党书记，但是现在不知道到底哪些是事实，哪些事谎言。”
他还说，韩国法务部去年12月联络到他，所以将所有的资料都交给了他们。当时为的是结束两人（妻子和Ｈ某）的关系，但现在即便是两人分手，也难破镜重圆。他认为，法务部应该有公理，不应只接受辞呈而不做进一步的追究。（完）
邓某与韩国外交官的亲密照片（韩联社）
邓某与韩国外交官的亲密照片（韩联社）
邓某与韩国外交官的亲密照片（韩联社）
看不到图，点以下链接：
http://guxiaojun.blog.ycwb.com/20113819538.html
顾晓军短评：好色的朋友抱歉了，照片拿不下来。哈哈，终于拿到照片了。
韩联社首尔3月8日电 举报上海领事泄密事件的J某（37岁）是事件中心人物邓某（女，33岁）的丈夫。他百感交集地说：“一起过10年的妻子难道是间谍？感觉心寒。”
他向记者介绍事件的来龙去脉时表示，在听到妻子有婚外情的风言风语之后翻了妻子的物品，没想到翻出韩国政府机构的内部信息和政要的电话号码等，让他大吃一惊。
邓某（韩联社）
韩国政要的电话号码（韩联社）
曾在某韩国企业上海分公司任职的J某在接受韩联社的电话采访时表示，政要的电话号码是在他妻子U盘里找到的，有图片文档，还有整理出来的Excel档。除此之外还有领事馆签发签证的内容，以及当地侨民向总领事馆的举报信，里面的内容是，不经过邓某很难拿到韩国签证。具体的内容是，韩国领事馆在根据邓某的意思签发签证，所以有传闻说，棘手的签证都要去找她。
J某2001年在上海认识邓某，结婚后生有一名女儿。但是几年前传出婚外情之后，两人之间的感情出现问题，去年邓某与前上海领事H某（41岁）的婚外情被曝光之后，两人的结婚生活也从此画上了句号。
对于“J某与邓某协议结婚”的说法，J某反驳说，不久之前他们还维持着幸福美满的家庭，并出示了多张证实美满生活的照片。他说，结婚后的5~6年期间，两人恩恩爱爱，家庭生活很美满。但妻子从几年前说自己被录取为公务员，开始在外面活动，最后除了问题。她有时说在担任上海市长的秘书，有时说在警察署工作，上海世博会期间尤其忙碌。她还为抵沪的韩国官员联络中方高层，似乎在中间搭桥。
J某表示，去年年底，妻子与H某领事的婚外情的传闻在上海韩侨界传出之后，他开始怀疑妻子，在翻她的物品时发现了同韩国外交官一起拍摄的多张照片、某领事书写的“誓言”、政要的电话号码等。
他说：“只听说她的父亲已过世，山东的一个舅舅被调到上海担任党书记，但是现在不知道到底哪些是事实，哪些事谎言。”
他还说，韩国法务部去年12月联络到他，所以将所有的资料都交给了他们。当时为的是结束两人（妻子和Ｈ某）的关系，但现在即便是两人分手，也难破镜重圆。他认为，法务部应该有公理，不应只接受辞呈而不做进一步的追究。（完）
邓某与韩国外交官的亲密照片（韩联社）
邓某与韩国外交官的亲密照片（韩联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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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恒均很三八，法天下正遭殃
杨恒均很三八，法天下正遭殃
顾晓军短评：哎，我在《顾晓军与冉云飞之比较》中提到我还有西陆论坛，结果第二天就被列入了黑名单、不让发文了。不过，我比石三生乐观，我觉得：他们离求我饶命的时候不远了。哈哈，我笑、我歌，我前行。
作者：石三生
从昨天下午开始，法天下网站就处于死链接状态。自从被博客中国封杀，我又重新拾起了久未使用的环球、凤凰、法律、和讯等四处，并新开设了法天下一处。原有四处，除环球与和讯当初未有什么反响，凤凰和法律的专栏都曾经被编辑看好。法律博客专栏几乎是每文必荐，并曾经有意聘石三生为管理员，但最终未得到上级领导的批准；凤凰博客，在石三生第一次发文后第四天，编辑就留言欲重点推荐，当然也是没了下文。不推就不推吧，也没多想。以为网站的编辑们行为大概就是狗一阵猫一阵的不着调。
真正有所悟并恍然的时候，不过就是在前几天被博客中国封杀之后。因为被封杀，就多了些到处浏览的时间；也因为被封杀，开始和顾晓军先生一起寻究探由的时候，越来越明白何谓赵启正大官人口中的网络推手？谁才是被新华社誉为网络黑手的水军？剥开杨恒均、李悔之美丽的民主之皮，看到的是如此肮脏不堪。
或许，有人又会耻笑石三生不自量力，欲把法天下被黑和自己绑在一起是危言耸听了。是与不是，恐怕永远不会有答案。但通过最近一系列古怪的巧合，我相信我的文章也许不至于导致一个网站的瘫痪；但杨恒均、李悔之们的确握有消灭任何一个网站的特权。能扼住谷歌咽喉的、能摆弄的纳斯达克上市的新浪摇尾乞怜的，绝非等闲之辈。
说杨恒均黑了法天下，依据有以下几点：
一是法天下虽字号叫的很响，但经历过一次大整肃（好像是2008年）后，不论作者还是发文的尺度，都远不及博客中国激烈。甚至很多法学专家、维权人士、法律工作者，所写也不过多是一些学术讨论或乱七八糟的花边新闻故事。什么人会出手冒然黑掉这样一个网站呢？没有道理不是。
二是法天下被黑之前，石三生发了一篇《谍影终结：李悔之你完蛋了》。文中说了啥呢？说的是杨恒均、李悔之二人最近已经是热锅上的蚂蚁，完全失去神童和博士及特务和线人应有的智商和冷静，一行一动，总是被顾晓军先生和我牵着鼻子走。顾晓军说找到李悔之和什么飞的合影，就具有无比的震撼力。李悔之就吓得立刻将那篇配了他和什么飞在一起的照片的文给黑掉了；石三生翻到一篇杨恒均发在海外的《我的朋友许志永》，只是说了一些巧合，说那许志永被刑拘的时候，也曾经发生和什么飞类似的故事。这杨恒均就吓得立刻在凤凰、和讯、法律博客三家网站屏蔽了此文。而这三家网站，总共还不到十个点击。反而在法天下中，引起了不小的争论。这个意思我在给顾先生公开留言的时候说了，大概他们也意识到了自己的愚蠢，于是，当这谍影终结篇一出时，他们就对法天下下了黑手。巧的是，那三家原本见此类文就删的网站这次竟再度保持一致，听任石三生的文章挂在那里。这难道真的只是用一个巧合就能解释的吗？当所有的巧合只集中在我这样一个普普通通的网络作者身上的时候，你还能说这是巧合吗？
三是杨恒均身为法天下的被推荐作者，其影响眼看就要面临在博客中国一样的遭遇。因为石三生的突入，不断地戳穿他的画皮，已经引起了海外学者的注意。李毅先生就直言不讳杨恒均在国外的右翼网站反共又反华，指杨恒均的《纪念*四，向中国的知识分子致敬》，此文虽然不像李先生说的那么严重，多半是如顾晓军先生所说，是给别个吃药。但深究下去，恐怕杨恒均在海外的底也要漏掉。在通过百度的快照查看法天下网页时，看到网站最新发文中，杨恒均占了三篇，石三生一篇《谍影终结，李悔之你完蛋了》，Oldfrankly的一篇《杨恒均是特务吗？》。有意思的是，这Oldfrankly老兄本是个拥杨派，多次在顾晓军先生和我的文中纠缠一些细节。直观此文的标题，可以看到他已经开始产生了怀疑。或许，这才是杨恒均最担心的，对法天下来说，石三生是一个新人，而Oldfrankly和李毅先生都是法天下的老人。他们如果开始怀疑并相信顾先生和石三生，杨恒均也就没法再在法天下混下去了。黑掉网站就成了其故技重施的伎俩。博客中国覃显文的《顾晓军石三生的话终于读懂了》刚发出来，就被编辑删除，过了一夜，覃文再出现的时候，已经是风向大变了。同样相似的文章，不同的作者，在博客中国和法天下都是一样的遭遇，你能说这只是巧合吗？
唉！不论法天下是否因我而被黑，石三生唯一的感觉就是这个社会真的是有些太草木皆兵了。在一个号称讲法的地方，都没有了法律的时候，可见是怎样的一种悲哀和讽刺啊！真不知一个国家不讲法了之后，一个政党不讲理了之后，这个所谓的特色社会该走向何方？传说老祖宗在尧舜朝就知道民意只可疏不可堵，为何几千年过去了，今人的见识还不如个半原始人呢？
老子曰：民不畏死奈何以死惧之？那些搞政治的大人物们，自己也曾经是领着老百姓夺了江山的权贵们，真的连这么一点简单的逻辑都想不通了吗？顾先生说：能压服的，不压也服了；压不服的，打死也不服。这样的说法难道就无人能懂了吗？
最后，敬告那些手握封杀石三生大权的人们，真到了被你们挤兑的无路可去之时，石三生也只好步顾晓军先生的后尘，到墙外做孤魂野鬼游荡去了。当然，我也知道你们已经无所谓了，强大的GDP已经不会再在意任何墙外的闲言碎语。明知说啥都无用，我也要去说了，人如果活着连说话的自由都没有时，活着也不过都是些行尸走肉罢了。
或许，这才是真的悲哀的吧？
========================
附：看到杨恒均在博客中国煽情，给男孩女孩，男人女人们写抒情，而且是旧文。石三生也在这里附一篇自己2008年的文。不为它，只是想告诉作恶的权贵们：石三生原本是个感性的人，是个温和的人，是个很诗意的人。到今天的路，都是被政府所逼迫，是政府一手将我推到了自己的对立面。当我的母亲因自己的遭遇含冤至死，我对政府无力反抗，只剩下了诅咒。
《亲爱的，我们回不去了》---读张爱玲文集有感
又要离开了，心中依旧都是一样的忧伤。
我越来越知道你所说的今非昔比的含义，过去的日子正越来越远的离我而去。
一直都以为自己是一个达观的人，可以面对别人的困惑侃侃而谈；
热闹过后，自己心中的结却依旧是个死扣，再也无法排解。
那又如何？
“亲爱的，我们都回不去了。”一语倾尽人生多少的心酸和无奈！
亲爱的你，可知道我心中的痛楚？
依然没有确定是否该留在这里，心都是在挣扎在搏斗，欲去是如此的茫然，欲留却又如此的忧虑。
我深知我性格中的悲剧，但却已经无力去悔改。如果真的是性格决定了命运，我还能说什么呢？
只有任上苍来驱使。
不论如何，都谢谢你对我的宽容，能让我说出多少年都缠结在心底的话语。
我一直天真的以为自己说出来以后会坦然面对。
等话已出口，才知道：言语从心里流出，泪水却暗自流回到心底。
没有“话儿”的陪伴，心中更多了一些再也无法填补的寂寞。
而我却只能任其空虚下去。
你说，时光要是会倒退，我们就从头再来。
你说人生要是有如果，纵然是飞蛾扑火也无怨无悔。
我无言以对，因为我知道，时光的隧道在我走过之后就关上了重重的大门。
那守门的使者再也不会听我意会。
我知道人生的路还很长，却不知道自己该走到什么方向。
我站在子夜的最后一个时刻，却依然不知道明日是阴云还是太阳。
往事如风掠过我的心底，波澜总是会一再起伏。
我知道所有的一切都会成为过去，我也知道明天一定会跟在黑暗后面到来。
在没有星星的夜晚。
我悄悄地把自己的心事掩藏，藏进自己也无法看到的地方；
我以为自己已忘记，一阵风来，这不堪的遮掩却随风而去。
我知道：
我们是被幕布隔开了的两个人的舞台，你我都注定要演着不能彼此观看的独角戏。
有人说：
是戏终究是要谢幕的。可我们的戏从来没有开始，又如何才能关闭？
有人说：
季节已过，春天绽开的花儿已经凋谢。说时我的心中全都是潮湿。
我知道
是故事总会有一个结局。
悲哀的是：我们连故事都没有却必定也要结束。
我仿佛看到：
从西伯利亚吹来的冰冷的狂风，正残酷的冻结这世上的一切：美丽的梦，悲伤的心。
我仿佛看到：
纷纷扰扰的大雪正片片洒落人间，大地上一片洁白，世界白皑皑闪烁着晶莹的星光。
真干净！
顾晓军短评：哎，我在《顾晓军与冉云飞之比较》中提到我还有西陆论坛，结果第二天就被列入了黑名单、不让发文了。不过，我比石三生乐观，我觉得：他们离求我饶命的时候不远了。哈哈，我笑、我歌，我前行。
作者：石三生
从昨天下午开始，法天下网站就处于死链接状态。自从被博客中国封杀，我又重新拾起了久未使用的环球、凤凰、法律、和讯等四处，并新开设了法天下一处。原有四处，除环球与和讯当初未有什么反响，凤凰和法律的专栏都曾经被编辑看好。法律博客专栏几乎是每文必荐，并曾经有意聘石三生为管理员，但最终未得到上级领导的批准；凤凰博客，在石三生第一次发文后第四天，编辑就留言欲重点推荐，当然也是没了下文。不推就不推吧，也没多想。以为网站的编辑们行为大概就是狗一阵猫一阵的不着调。
真正有所悟并恍然的时候，不过就是在前几天被博客中国封杀之后。因为被封杀，就多了些到处浏览的时间；也因为被封杀，开始和顾晓军先生一起寻究探由的时候，越来越明白何谓赵启正大官人口中的网络推手？谁才是被新华社誉为网络黑手的水军？剥开杨恒均、李悔之美丽的民主之皮，看到的是如此肮脏不堪。
或许，有人又会耻笑石三生不自量力，欲把法天下被黑和自己绑在一起是危言耸听了。是与不是，恐怕永远不会有答案。但通过最近一系列古怪的巧合，我相信我的文章也许不至于导致一个网站的瘫痪；但杨恒均、李悔之们的确握有消灭任何一个网站的特权。能扼住谷歌咽喉的、能摆弄的纳斯达克上市的新浪摇尾乞怜的，绝非等闲之辈。
说杨恒均黑了法天下，依据有以下几点：
一是法天下虽字号叫的很响，但经历过一次大整肃（好像是2008年）后，不论作者还是发文的尺度，都远不及博客中国激烈。甚至很多法学专家、维权人士、法律工作者，所写也不过多是一些学术讨论或乱七八糟的花边新闻故事。什么人会出手冒然黑掉这样一个网站呢？没有道理不是。
二是法天下被黑之前，石三生发了一篇《谍影终结：李悔之你完蛋了》。文中说了啥呢？说的是杨恒均、李悔之二人最近已经是热锅上的蚂蚁，完全失去神童和博士及特务和线人应有的智商和冷静，一行一动，总是被顾晓军先生和我牵着鼻子走。顾晓军说找到李悔之和什么飞的合影，就具有无比的震撼力。李悔之就吓得立刻将那篇配了他和什么飞在一起的照片的文给黑掉了；石三生翻到一篇杨恒均发在海外的《我的朋友许志永》，只是说了一些巧合，说那许志永被刑拘的时候，也曾经发生和什么飞类似的故事。这杨恒均就吓得立刻在凤凰、和讯、法律博客三家网站屏蔽了此文。而这三家网站，总共还不到十个点击。反而在法天下中，引起了不小的争论。这个意思我在给顾先生公开留言的时候说了，大概他们也意识到了自己的愚蠢，于是，当这谍影终结篇一出时，他们就对法天下下了黑手。巧的是，那三家原本见此类文就删的网站这次竟再度保持一致，听任石三生的文章挂在那里。这难道真的只是用一个巧合就能解释的吗？当所有的巧合只集中在我这样一个普普通通的网络作者身上的时候，你还能说这是巧合吗？
三是杨恒均身为法天下的被推荐作者，其影响眼看就要面临在博客中国一样的遭遇。因为石三生的突入，不断地戳穿他的画皮，已经引起了海外学者的注意。李毅先生就直言不讳杨恒均在国外的右翼网站反共又反华，指杨恒均的《纪念*四，向中国的知识分子致敬》，此文虽然不像李先生说的那么严重，多半是如顾晓军先生所说，是给别个吃药。但深究下去，恐怕杨恒均在海外的底也要漏掉。在通过百度的快照查看法天下网页时，看到网站最新发文中，杨恒均占了三篇，石三生一篇《谍影终结，李悔之你完蛋了》，Oldfrankly的一篇《杨恒均是特务吗？》。有意思的是，这Oldfrankly老兄本是个拥杨派，多次在顾晓军先生和我的文中纠缠一些细节。直观此文的标题，可以看到他已经开始产生了怀疑。或许，这才是杨恒均最担心的，对法天下来说，石三生是一个新人，而Oldfrankly和李毅先生都是法天下的老人。他们如果开始怀疑并相信顾先生和石三生，杨恒均也就没法再在法天下混下去了。黑掉网站就成了其故技重施的伎俩。博客中国覃显文的《顾晓军石三生的话终于读懂了》刚发出来，就被编辑删除，过了一夜，覃文再出现的时候，已经是风向大变了。同样相似的文章，不同的作者，在博客中国和法天下都是一样的遭遇，你能说这只是巧合吗？
唉！不论法天下是否因我而被黑，石三生唯一的感觉就是这个社会真的是有些太草木皆兵了。在一个号称讲法的地方，都没有了法律的时候，可见是怎样的一种悲哀和讽刺啊！真不知一个国家不讲法了之后，一个政党不讲理了之后，这个所谓的特色社会该走向何方？传说老祖宗在尧舜朝就知道民意只可疏不可堵，为何几千年过去了，今人的见识还不如个半原始人呢？
老子曰：民不畏死奈何以死惧之？那些搞政治的大人物们，自己也曾经是领着老百姓夺了江山的权贵们，真的连这么一点简单的逻辑都想不通了吗？顾先生说：能压服的，不压也服了；压不服的，打死也不服。这样的说法难道就无人能懂了吗？
最后，敬告那些手握封杀石三生大权的人们，真到了被你们挤兑的无路可去之时，石三生也只好步顾晓军先生的后尘，到墙外做孤魂野鬼游荡去了。当然，我也知道你们已经无所谓了，强大的GDP已经不会再在意任何墙外的闲言碎语。明知说啥都无用，我也要去说了，人如果活着连说话的自由都没有时，活着也不过都是些行尸走肉罢了。
或许，这才是真的悲哀的吧？
========================
附：看到杨恒均在博客中国煽情，给男孩女孩，男人女人们写抒情，而且是旧文。石三生也在这里附一篇自己2008年的文。不为它，只是想告诉作恶的权贵们：石三生原本是个感性的人，是个温和的人，是个很诗意的人。到今天的路，都是被政府所逼迫，是政府一手将我推到了自己的对立面。当我的母亲因自己的遭遇含冤至死，我对政府无力反抗，只剩下了诅咒。
《亲爱的，我们回不去了》---读张爱玲文集有感
又要离开了，心中依旧都是一样的忧伤。
我越来越知道你所说的今非昔比的含义，过去的日子正越来越远的离我而去。
一直都以为自己是一个达观的人，可以面对别人的困惑侃侃而谈；
热闹过后，自己心中的结却依旧是个死扣，再也无法排解。
那又如何？
“亲爱的，我们都回不去了。”一语倾尽人生多少的心酸和无奈！
亲爱的你，可知道我心中的痛楚？
依然没有确定是否该留在这里，心都是在挣扎在搏斗，欲去是如此的茫然，欲留却又如此的忧虑。
我深知我性格中的悲剧，但却已经无力去悔改。如果真的是性格决定了命运，我还能说什么呢？
只有任上苍来驱使。
不论如何，都谢谢你对我的宽容，能让我说出多少年都缠结在心底的话语。
我一直天真的以为自己说出来以后会坦然面对。
等话已出口，才知道：言语从心里流出，泪水却暗自流回到心底。
没有“话儿”的陪伴，心中更多了一些再也无法填补的寂寞。
而我却只能任其空虚下去。
你说，时光要是会倒退，我们就从头再来。
你说人生要是有如果，纵然是飞蛾扑火也无怨无悔。
我无言以对，因为我知道，时光的隧道在我走过之后就关上了重重的大门。
那守门的使者再也不会听我意会。
我知道人生的路还很长，却不知道自己该走到什么方向。
我站在子夜的最后一个时刻，却依然不知道明日是阴云还是太阳。
往事如风掠过我的心底，波澜总是会一再起伏。
我知道所有的一切都会成为过去，我也知道明天一定会跟在黑暗后面到来。
在没有星星的夜晚。
我悄悄地把自己的心事掩藏，藏进自己也无法看到的地方；
我以为自己已忘记，一阵风来，这不堪的遮掩却随风而去。
我知道：
我们是被幕布隔开了的两个人的舞台，你我都注定要演着不能彼此观看的独角戏。
有人说：
是戏终究是要谢幕的。可我们的戏从来没有开始，又如何才能关闭？
有人说：
季节已过，春天绽开的花儿已经凋谢。说时我的心中全都是潮湿。
我知道
是故事总会有一个结局。
悲哀的是：我们连故事都没有却必定也要结束。
我仿佛看到：
从西伯利亚吹来的冰冷的狂风，正残酷的冻结这世上的一切：美丽的梦，悲伤的心。
我仿佛看到：
纷纷扰扰的大雪正片片洒落人间，大地上一片洁白，世界白皑皑闪烁着晶莹的星光。
真干净！
2011年3月7日星期一
谍影终结：李悔之你完蛋了
谍影终结：李悔之你完蛋了
顾晓军短评：最坏的是李悔之。假如说杨恒均算工作，李悔之算啥呢？为什么非要去钓冉云飞？一个中学都没毕业的人，还想冒充知识分子？真是羞煞天下读书人。
作者：石三生
顾晓军先生在转发《谍影重重：再揭杨恒均、李悔之的画皮》时，调侃党：“给他一百万，让他帮帮杨恒均、李悔之吧！不然，他们得跳楼了。”当然，这只能是调侃。跳楼不但需要勇气，还需要有一点羞耻之心。问题是一些本就没有是非的特务、线人，也不知羞耻二字不是？
要是知道羞耻，杨恒均就不会让覃显文跳出来泼脏水了；要是知道羞耻，李悔之也就不会继续欲盖弥彰，拼命地想漂白自己了。我就纳闷，那什么飞本来就不是什么好东西，本来就是你们的冤家对头，把他弄进高墙，正是符合党维稳大计的好事。那什么飞既然妄图搞颠覆，你李悔之把他废了，这不正是为党立功、报效国家的英雄壮举吗？为什么就是不敢承认呢？想不明白！看以前的革命电影，我地下党废了一个日本鬼子、反动派，那都是为人民除害、是英雄。如今这杨恒均、李悔之们，做下了这等好事，却像个狗熊一样见不得人，岂不怪哉？
说起来，石三生其实也和老顾一样，是吃软不吃硬的主。在《四天被连删三文，我来与杨粉们讲讲理》中，已经把自己的意思表达的很清楚：“杨粉们，还想跟我斗下去？真的需要我把你们的底裤都掀起来，才肯闭上你们的鸟嘴吗？奉劝你们别再玩这么弱智的三脚猫功夫了，听顾晓军一言：看看文章走你的路，别坏了党国的大事。”说的多清楚啊。为什么你们就是不听，偏要赶尽杀绝呢？什么他爷爷的我的文章有问题？要说政治敏感，1510给我退的文章比博客中国多的多，人家都没退，你博客中国给拿下，是政治敏感问题吗？分明是你们杨、李二人携私愤，借机排斥异己罢了！刘志军就他妈一贪官，在台上不能评说，被党干掉了怎么还不能评说？此等低能儿的托词，连自己都不信不是？挤兑了老顾挤兑石三生，为啥？不都是因为我们常不由自主地把自己挂在了排行榜上？不都是因为害怕我们坏了尔等的狗屁启蒙大骗局吗？
顾晓军先生警告过你们，石三生也良言相劝过。你们是猪脑子啊？怎么就是听不懂人话呢？现在好，这狗屁启蒙骗局被揭的露出底裤来了，要坏了党国的大事了。还不知死活的来招惹我们，还让覃显文给我和顾晓军扣屎盆子。很好啊！骂的好，骂的俺性起，就索性和你们斗到底。
其实，在《谍影重重：再揭杨恒均、李悔之的画皮》一文中，依旧只是些推测，杨恒均到底坑没坑许志永，都是些过去时，现在发生的都很难说清楚，过去的事情更容易蒙混过去不是？本来就是一些很巧合的事情，石三生偶然发现了，给抖露出来，也不过是闲的无聊码文字玩儿，用如今流行的表达方式：此文是钓鱼的文。如同法天下的夜空下的绿叶评论：“无巧不成书。也对，善于捕风捉影，然后将推论直接定罪于人。”本来就是他爷爷的一空钩，本来就是捕风捉影的巧合，没真指望那杨恒均、李悔之们会咬钩。
可中国的事就是这么怪，姜太公空钩钓鱼，仍不是个传说。石三生一个空钩钩，竟然吓坏了又是博士又是神童的两个人精。文章刚发没多久，凤凰、法律、和讯三大网站竟然破天荒一致行动，迅即屏蔽掉了！你说这杨恒均，心里无鬼，慌乱个啥呢？
屏蔽就屏蔽了吧？好笑那神童李悔之，竟然想出一招倒打一耙。我写谍影重重一文时，分明去看过他的新浪博客，确实没有他发在凤凰网上的那篇《感谢党和政府给我一次重新做人的机会》。今天闲来无事，又去李悔之新浪溜达时，好嘛，他竟然多了一篇《吃饭》，而内容和凤凰网上的一摸一样。石三生一下就懵了、傻眼了。虽然标题不同，但我这文章也分明是构陷了人家李悔之了，人家明明有发在新浪，你却说人家没发，这不是诬赖好人吗？又一想，不对啊，虽然也不再青春了，但眼神不至于连人家有几篇文章都分不清吧？记得当时最后一篇的确是《强烈关注》，怎么会凭空多了一文呢？到底是自己看走了眼还是李悔之又在玩什么阴谋诡计？
哈，就这么略微冷静的一想又一翻他的文章，立刻发现问题了。当时俺正把一粒花生米扔嘴里，猛然发现了神童的诡计，就想笑，这一笑，竟把花生米卡嗓子眼里了。哎呀，神童啊神童，你他爷爷的这是要害死我啊！幸好俺命大，这又捶胸又灌水的，总算没昏过去。
你们猜神童李悔之在玩啥诡计？这里列出两条跟帖：
康 正 这就叫“要把民主自由思潮消灭在萌芽状态”2011-03-06 00:42:49 [举报]
新浪网友 这些王八蛋，无耻之极。 2011-03-06 11:59:33 [举报]
发现什么了吗？此文在00到12点之间的跟帖是空白，以李悔之的人气，除非没有文章，不然断不会12个小时没人跟帖的；石三生的文是在9：40左右发的。很明显：李悔之之前确实不知何故把文章隐藏了，在看到石三生的文之后，又发了出来，而且还改了一下名字。
唉，李悔之，你说说你啥好呢？你既然能操控新浪，怎么没想到这么大一个破腚呢？你哪怕中间塞上一条跟帖，石三生也只好自认晦气，自掌嘴巴，拿你没辙了不是？
惨，真惨！这倒打一耙的屎盆子，说不得，只好给自己扣上了！
对了，告诉你们二位特务一声：别想再篡改啊，俺这里都网页拍照留念了。也省得臭老顾再笑话俺嫩。
最后，请大家用自己的谷歌试验一下，我这里连续两天输入“李悔之”都显示错误，这李悔之竟然成中国的敏感词了！
2011-03-07
顾晓军短评：最坏的是李悔之。假如说杨恒均算工作，李悔之算啥呢？为什么非要去钓冉云飞？一个中学都没毕业的人，还想冒充知识分子？真是羞煞天下读书人。
作者：石三生
顾晓军先生在转发《谍影重重：再揭杨恒均、李悔之的画皮》时，调侃党：“给他一百万，让他帮帮杨恒均、李悔之吧！不然，他们得跳楼了。”当然，这只能是调侃。跳楼不但需要勇气，还需要有一点羞耻之心。问题是一些本就没有是非的特务、线人，也不知羞耻二字不是？
要是知道羞耻，杨恒均就不会让覃显文跳出来泼脏水了；要是知道羞耻，李悔之也就不会继续欲盖弥彰，拼命地想漂白自己了。我就纳闷，那什么飞本来就不是什么好东西，本来就是你们的冤家对头，把他弄进高墙，正是符合党维稳大计的好事。那什么飞既然妄图搞颠覆，你李悔之把他废了，这不正是为党立功、报效国家的英雄壮举吗？为什么就是不敢承认呢？想不明白！看以前的革命电影，我地下党废了一个日本鬼子、反动派，那都是为人民除害、是英雄。如今这杨恒均、李悔之们，做下了这等好事，却像个狗熊一样见不得人，岂不怪哉？
说起来，石三生其实也和老顾一样，是吃软不吃硬的主。在《四天被连删三文，我来与杨粉们讲讲理》中，已经把自己的意思表达的很清楚：“杨粉们，还想跟我斗下去？真的需要我把你们的底裤都掀起来，才肯闭上你们的鸟嘴吗？奉劝你们别再玩这么弱智的三脚猫功夫了，听顾晓军一言：看看文章走你的路，别坏了党国的大事。”说的多清楚啊。为什么你们就是不听，偏要赶尽杀绝呢？什么他爷爷的我的文章有问题？要说政治敏感，1510给我退的文章比博客中国多的多，人家都没退，你博客中国给拿下，是政治敏感问题吗？分明是你们杨、李二人携私愤，借机排斥异己罢了！刘志军就他妈一贪官，在台上不能评说，被党干掉了怎么还不能评说？此等低能儿的托词，连自己都不信不是？挤兑了老顾挤兑石三生，为啥？不都是因为我们常不由自主地把自己挂在了排行榜上？不都是因为害怕我们坏了尔等的狗屁启蒙大骗局吗？
顾晓军先生警告过你们，石三生也良言相劝过。你们是猪脑子啊？怎么就是听不懂人话呢？现在好，这狗屁启蒙骗局被揭的露出底裤来了，要坏了党国的大事了。还不知死活的来招惹我们，还让覃显文给我和顾晓军扣屎盆子。很好啊！骂的好，骂的俺性起，就索性和你们斗到底。
其实，在《谍影重重：再揭杨恒均、李悔之的画皮》一文中，依旧只是些推测，杨恒均到底坑没坑许志永，都是些过去时，现在发生的都很难说清楚，过去的事情更容易蒙混过去不是？本来就是一些很巧合的事情，石三生偶然发现了，给抖露出来，也不过是闲的无聊码文字玩儿，用如今流行的表达方式：此文是钓鱼的文。如同法天下的夜空下的绿叶评论：“无巧不成书。也对，善于捕风捉影，然后将推论直接定罪于人。”本来就是他爷爷的一空钩，本来就是捕风捉影的巧合，没真指望那杨恒均、李悔之们会咬钩。
可中国的事就是这么怪，姜太公空钩钓鱼，仍不是个传说。石三生一个空钩钩，竟然吓坏了又是博士又是神童的两个人精。文章刚发没多久，凤凰、法律、和讯三大网站竟然破天荒一致行动，迅即屏蔽掉了！你说这杨恒均，心里无鬼，慌乱个啥呢？
屏蔽就屏蔽了吧？好笑那神童李悔之，竟然想出一招倒打一耙。我写谍影重重一文时，分明去看过他的新浪博客，确实没有他发在凤凰网上的那篇《感谢党和政府给我一次重新做人的机会》。今天闲来无事，又去李悔之新浪溜达时，好嘛，他竟然多了一篇《吃饭》，而内容和凤凰网上的一摸一样。石三生一下就懵了、傻眼了。虽然标题不同，但我这文章也分明是构陷了人家李悔之了，人家明明有发在新浪，你却说人家没发，这不是诬赖好人吗？又一想，不对啊，虽然也不再青春了，但眼神不至于连人家有几篇文章都分不清吧？记得当时最后一篇的确是《强烈关注》，怎么会凭空多了一文呢？到底是自己看走了眼还是李悔之又在玩什么阴谋诡计？
哈，就这么略微冷静的一想又一翻他的文章，立刻发现问题了。当时俺正把一粒花生米扔嘴里，猛然发现了神童的诡计，就想笑，这一笑，竟把花生米卡嗓子眼里了。哎呀，神童啊神童，你他爷爷的这是要害死我啊！幸好俺命大，这又捶胸又灌水的，总算没昏过去。
你们猜神童李悔之在玩啥诡计？这里列出两条跟帖：
康 正 这就叫“要把民主自由思潮消灭在萌芽状态”2011-03-06 00:42:49 [举报]
新浪网友 这些王八蛋，无耻之极。 2011-03-06 11:59:33 [举报]
发现什么了吗？此文在00到12点之间的跟帖是空白，以李悔之的人气，除非没有文章，不然断不会12个小时没人跟帖的；石三生的文是在9：40左右发的。很明显：李悔之之前确实不知何故把文章隐藏了，在看到石三生的文之后，又发了出来，而且还改了一下名字。
唉，李悔之，你说说你啥好呢？你既然能操控新浪，怎么没想到这么大一个破腚呢？你哪怕中间塞上一条跟帖，石三生也只好自认晦气，自掌嘴巴，拿你没辙了不是？
惨，真惨！这倒打一耙的屎盆子，说不得，只好给自己扣上了！
对了，告诉你们二位特务一声：别想再篡改啊，俺这里都网页拍照留念了。也省得臭老顾再笑话俺嫩。
最后，请大家用自己的谷歌试验一下，我这里连续两天输入“李悔之”都显示错误，这李悔之竟然成中国的敏感词了！
2011-03-07
2011年3月6日星期日
谍影重重：再揭杨恒均、李悔之的画皮
谍影重重：再揭杨恒均、李悔之的画皮
顾晓军短评：特务高手倒不如我们这些业余抓特务的高手。笑死！且看石三生又抓到了什么玩意？党呀，二姨妈八舅母它佬佬的，你后悔了吧？谁叫你封杀石三生、把他塞给我当助手的呢？给他一百万，让他帮帮杨恒均、李悔之吧！不然，他们得跳楼了。哈哈！
作者：石三生
都是臭老顾惹的祸，害得我做梦都在忙着抓特务。这不，早晨醒来还嘟囔：李悔之，看你往哪儿跑！记得明明是抓住了他的小辫子的，可睁开眼，却两手空空。
望着窗外雾霾的天，有点疑惑起来，杨恒均到底是不是特务？那李悔之是不是线人？照说，特务们都是些人精，线人也都是奸猾的厉害，被顾晓军捉住了有可能，愚笨如我这般的人也能识破了克格勃的诡计？
都说便宜没好货。轻易抓住的特务会不会也如此呢？人家杨恒均杨特务可是个博士，那李悔之还是个刚满周岁就会喊毛主席万岁，号称中国第一的政治神童啊！此二人若狼狈在一起，真的会如此不堪一击？
说不得，为了解释自己的疑惑，又跑网上乱翻起来。好在这年月，就怕你不能像那臭不要脸的老畜牲，啥也不说，不说人家就不知道你心里想啥？祸从口出。是通古今的名言。杨、李二人为了贩卖所谓的民主启蒙，有用没用的屁话说了千千万，粉丝遍中华，果然是特务、线人，焉能不露马脚？
很好！你们既然又抛出个民主战士覃显文在那里浑说民主，故意歪曲事实，栽赃陷害顾晓军和石三生。俺也就不惜这愚笨的智力，继续戳穿你们这披着羊皮的狼子野心。
唉，虽然俺比臭老顾年少一二十年，可到底也是老了，胳膊腿都开始上了锈一般，翻起墙来总是累的气喘吁吁。法天下有个李毅先生给石三生留言说杨恒均在国外的右派网站上又反共又反华。我说我的机器翻墙不方便，可有证据证明？这李毅先生就稀里哗啦的给发过来一堆搜索记录。标题很吓人，都是些“杨恒均：纪念*四，向中国的知识分子致敬！”。问题是一个标题也说明不了什么不是？说不得，只好吭哧吭哧地自己爬了墙那边去一探究竟。也搞不懂这上头是他爷爷的怎么想的？想把老百姓都圈起来还不简单？有的是GDP，沿着国界修一圈城墙就是了。
翻过墙头，找到了杨恒均的文看了一下，发现并不像李毅先生说的那么严重，依旧是一个特务的典型风格，说东说西就是不言它！不甘心，继续翻，就翻到一篇《我的朋友许志永》。有点意思，因为这许志永也正是刚刚被自己笔下非议过的好人，许博士还是钱云会案的重要翻盘者之一。更有意思的是：这许志永在2009年被刑拘的时候，杨恒均也从不远万里的大洋彼岸回到了中国。你说巧不巧？那什么飞被抓的之前，李悔之一口一个冉大师的叫着和什么飞们在一起吃喝玩乐，号称是好友！从杨恒均的文中，也可以看出，他和公盟和许志永的关系非同一般，也是在一起又吃又喝，杨恒均前脚回国，许志永后脚就跟着被抓了起来。这还不算巧！那李悔之在什么飞们被抓之后，吓得赶紧把自己和他们在一起吃喝玩乐的合影在互联网上清了空；我翻遍了杨恒均的《我的朋友许志永》，只发在了墙外，墙内干干净净。只是朋友而已，你说这杨恒均怕啥？他怎么就这么害怕被国内的人们知道他和许志永是朋友呢？
都说物以类聚。这杨、李二人行事怎么都他爷爷的这么古怪？平日里称兄道弟的，怎么一有风吹草动，就慌慌张张的撇这么清，为了啥呢？
莫不是欲盖弥彰？说他们之间没有必然的联系，纯属巧合。你信吗？
杨恒均计划关闭博客的算盘落了空，刚回到博客中国，这覃显文就跳出来指桑骂槐，不顾事实地给顾晓军先生扣屎盆子，顺便也把我也带了进去。你说那李悔之，他怎么一看到我真的翻出来他和什么飞们在一起的合影，就吓得要死？不但删掉了顾先生在金羊网转载的石三生的文，我发在和讯上刚刚有三个点击就给删除了。你说李悔之李神童你是不是小时聪明大了就蠢？老顾说找到这张照片有震撼力，你就吓得立即删除。这不成不打自招了？老顾原本就说话颠三倒四的没正形，你怎么能啥话都信啥都照着做呢？怨不得石三生大师我说你们那是一个时代的整体脑残呢！可怜这神童要是脑残起来，真可谓是大愚若智了。
更好笑那李神童，一计不成，再出昏招。或许是真的怕了，怕果真如顾晓军所言，那什么飞们如果出来，他就死定了。又在凤凰网上开始贼喊捉贼起来。3月4日，他发了篇《感谢党和政府给我一次重新做人的机会》，说党正在断他财路，逼着让他的商铺搬迁。哈哈，李悔之啊李悔之，你说你最近发这几篇破文，不是唠叨教育要独立就是什么一会儿反动作家一会儿强烈关注变来变去，那广东当局再混球，也不至于拿你这样的文章找茬不是？没踩着尾巴你就穷叫唤，莫不是别有用心？
还有啊，你说李悔之怎么只把这喊冤的文发在香港，不发在新浪上呢？什么飞被抓，新浪立刻关闭了李悔之的博客，怎么又无缘无故地给开了呢？
搞不懂，石三生只看到新浪耍流氓，俺想匿名都不行。却看不明白这新浪在帮着李悔之耍啥子活宝？只看着李神童的标题变来变去的，比变色龙变的还快当。眼晕！
顾晓军先生说海外盛传那什么飞是因为转帖。只怕也是在为李悔之的喊冤做掩护！若说转帖获罪，那他妈的应该连网站老板编辑全都抓起来不是？不说别人，就顾晓军就早该被抓进去八百回了！没事他就瞎转，怎么没抓他呢？
看不懂，咱笨！也想不明白。这网上，我如今就相信一个臭老顾！我觉得他是个真明白人。不结党，不探亲访友，不狗朋狐党的吃吃喝喝，不散步，不乱日。相信不论何时，不论是他老顾进去了还是俺石三生被颠覆。他转俺的文不会自己删；俺引用的他的语句，也不会无故失踪！
人贵有信，难得的是有始有终。那变来变去的，怎么看，都不觉得像好人。
http://www.my1510.cn/article.php?id=c5dbfa6407c5c29a
顾晓军短评：特务高手倒不如我们这些业余抓特务的高手。笑死！且看石三生又抓到了什么玩意？党呀，二姨妈八舅母它佬佬的，你后悔了吧？谁叫你封杀石三生、把他塞给我当助手的呢？给他一百万，让他帮帮杨恒均、李悔之吧！不然，他们得跳楼了。哈哈！
作者：石三生
都是臭老顾惹的祸，害得我做梦都在忙着抓特务。这不，早晨醒来还嘟囔：李悔之，看你往哪儿跑！记得明明是抓住了他的小辫子的，可睁开眼，却两手空空。
望着窗外雾霾的天，有点疑惑起来，杨恒均到底是不是特务？那李悔之是不是线人？照说，特务们都是些人精，线人也都是奸猾的厉害，被顾晓军捉住了有可能，愚笨如我这般的人也能识破了克格勃的诡计？
都说便宜没好货。轻易抓住的特务会不会也如此呢？人家杨恒均杨特务可是个博士，那李悔之还是个刚满周岁就会喊毛主席万岁，号称中国第一的政治神童啊！此二人若狼狈在一起，真的会如此不堪一击？
说不得，为了解释自己的疑惑，又跑网上乱翻起来。好在这年月，就怕你不能像那臭不要脸的老畜牲，啥也不说，不说人家就不知道你心里想啥？祸从口出。是通古今的名言。杨、李二人为了贩卖所谓的民主启蒙，有用没用的屁话说了千千万，粉丝遍中华，果然是特务、线人，焉能不露马脚？
很好！你们既然又抛出个民主战士覃显文在那里浑说民主，故意歪曲事实，栽赃陷害顾晓军和石三生。俺也就不惜这愚笨的智力，继续戳穿你们这披着羊皮的狼子野心。
唉，虽然俺比臭老顾年少一二十年，可到底也是老了，胳膊腿都开始上了锈一般，翻起墙来总是累的气喘吁吁。法天下有个李毅先生给石三生留言说杨恒均在国外的右派网站上又反共又反华。我说我的机器翻墙不方便，可有证据证明？这李毅先生就稀里哗啦的给发过来一堆搜索记录。标题很吓人，都是些“杨恒均：纪念*四，向中国的知识分子致敬！”。问题是一个标题也说明不了什么不是？说不得，只好吭哧吭哧地自己爬了墙那边去一探究竟。也搞不懂这上头是他爷爷的怎么想的？想把老百姓都圈起来还不简单？有的是GDP，沿着国界修一圈城墙就是了。
翻过墙头，找到了杨恒均的文看了一下，发现并不像李毅先生说的那么严重，依旧是一个特务的典型风格，说东说西就是不言它！不甘心，继续翻，就翻到一篇《我的朋友许志永》。有点意思，因为这许志永也正是刚刚被自己笔下非议过的好人，许博士还是钱云会案的重要翻盘者之一。更有意思的是：这许志永在2009年被刑拘的时候，杨恒均也从不远万里的大洋彼岸回到了中国。你说巧不巧？那什么飞被抓的之前，李悔之一口一个冉大师的叫着和什么飞们在一起吃喝玩乐，号称是好友！从杨恒均的文中，也可以看出，他和公盟和许志永的关系非同一般，也是在一起又吃又喝，杨恒均前脚回国，许志永后脚就跟着被抓了起来。这还不算巧！那李悔之在什么飞们被抓之后，吓得赶紧把自己和他们在一起吃喝玩乐的合影在互联网上清了空；我翻遍了杨恒均的《我的朋友许志永》，只发在了墙外，墙内干干净净。只是朋友而已，你说这杨恒均怕啥？他怎么就这么害怕被国内的人们知道他和许志永是朋友呢？
都说物以类聚。这杨、李二人行事怎么都他爷爷的这么古怪？平日里称兄道弟的，怎么一有风吹草动，就慌慌张张的撇这么清，为了啥呢？
莫不是欲盖弥彰？说他们之间没有必然的联系，纯属巧合。你信吗？
杨恒均计划关闭博客的算盘落了空，刚回到博客中国，这覃显文就跳出来指桑骂槐，不顾事实地给顾晓军先生扣屎盆子，顺便也把我也带了进去。你说那李悔之，他怎么一看到我真的翻出来他和什么飞们在一起的合影，就吓得要死？不但删掉了顾先生在金羊网转载的石三生的文，我发在和讯上刚刚有三个点击就给删除了。你说李悔之李神童你是不是小时聪明大了就蠢？老顾说找到这张照片有震撼力，你就吓得立即删除。这不成不打自招了？老顾原本就说话颠三倒四的没正形，你怎么能啥话都信啥都照着做呢？怨不得石三生大师我说你们那是一个时代的整体脑残呢！可怜这神童要是脑残起来，真可谓是大愚若智了。
更好笑那李神童，一计不成，再出昏招。或许是真的怕了，怕果真如顾晓军所言，那什么飞们如果出来，他就死定了。又在凤凰网上开始贼喊捉贼起来。3月4日，他发了篇《感谢党和政府给我一次重新做人的机会》，说党正在断他财路，逼着让他的商铺搬迁。哈哈，李悔之啊李悔之，你说你最近发这几篇破文，不是唠叨教育要独立就是什么一会儿反动作家一会儿强烈关注变来变去，那广东当局再混球，也不至于拿你这样的文章找茬不是？没踩着尾巴你就穷叫唤，莫不是别有用心？
还有啊，你说李悔之怎么只把这喊冤的文发在香港，不发在新浪上呢？什么飞被抓，新浪立刻关闭了李悔之的博客，怎么又无缘无故地给开了呢？
搞不懂，石三生只看到新浪耍流氓，俺想匿名都不行。却看不明白这新浪在帮着李悔之耍啥子活宝？只看着李神童的标题变来变去的，比变色龙变的还快当。眼晕！
顾晓军先生说海外盛传那什么飞是因为转帖。只怕也是在为李悔之的喊冤做掩护！若说转帖获罪，那他妈的应该连网站老板编辑全都抓起来不是？不说别人，就顾晓军就早该被抓进去八百回了！没事他就瞎转，怎么没抓他呢？
看不懂，咱笨！也想不明白。这网上，我如今就相信一个臭老顾！我觉得他是个真明白人。不结党，不探亲访友，不狗朋狐党的吃吃喝喝，不散步，不乱日。相信不论何时，不论是他老顾进去了还是俺石三生被颠覆。他转俺的文不会自己删；俺引用的他的语句，也不会无故失踪！
人贵有信，难得的是有始有终。那变来变去的，怎么看，都不觉得像好人。
http://www.my1510.cn/article.php?id=c5dbfa6407c5c29a
2011年3月4日星期五
强烈谴责博客中国歪曲事实栽赃陷害
强烈谴责博客中国歪曲事实栽赃陷害
顾晓军短评：石先生不用担心。杨恒均这狗特务让覃显文栽赃，不过就是想叫警察抓我；而一旦我被抓，杨恒均岂不更加暴露了吗？杨恒均是一个傻碧。而覃显文是一直想出名，不过这家伙更傻。至于博客中国，人家早就知道杨恒均的身份……别激动，看他们怎么收场。哈哈！杨恒均恐怕在要混不下去了。反正李悔之是死定了－－冉云飞总不至于杀头吧？人家出来，不找李悔之算帐？哈哈！
作者：石三生
暂且放下手头正写的一篇关于大学生途中离奇死亡的文。放下的原因，一是通过百度机器人搜索，估计这已经成违禁话题；二是上博客中国浏览，被吓的浑身冒冷汗，此时的博客中国可谓面目狰狞，仿佛黑寡妇在阴暗处织就了一张巨网，在等待着无辜的虫儿、鸟儿自投罗网。
杨恒均是个特务，已经路人皆知。但杨特务究竟想达到什么目的？虽然有顾晓军先生的《一个弥天大骗局》做了一些推测，恐未必全面而准确。因为就连杨恒均自己恐怕也不知道这弥天大骗局要骗到何时？
杨恒均当初的特务活动，按照计划，是应该在2010年底结束。从他发表于2010年10月29日的文章《我以为到了和你分手的时候……》，又名《友谊地久天长……》中，已经表露无疑，杨恒均说：“鼓舞的是，天生我材必有用，我总算为中国的政治体制改革尽到了些微之力，影响了常来我博客的三五朋友与知己；兴奋的是，我可以在今年内就结束博客写作了，去继续完成我其它的人生规划；而失落与伤感的自然是：我就要和这么多朋友说再见，要分手了。我原以为到了和你说再见的时候……”
如果杨恒均真的只是个体制外的独立学者，拥有十几个博客，为之呼吁了五年的民主启蒙，恰恰在其《家国天下》将要刊行之时，宣布要关闭博客。只能有两个原因，一个是如顾晓军先生所言，他在奉命行事；一个就是为了获取纸媒的丰厚报酬，不得不忍痛割爱，关闭网上的博客。一般来说，只要脑子不进水的读者，没有谁会在看了网上的原文后，再掏钱去买杨恒均那被阉割了G8的删帖本。而根据杨恒均自己的说法，他是根本不在乎什么金钱的，还要把《家国天下》所得，全部再用于推动其民主启蒙大业。也就是说，杨恒均的将要在年底关闭博客，根本不可能是后者，只能是前者。他在奉命行事。
既然是奉命，问题就来了：一个民间学者，一直致力于民主启蒙，他关闭了自己的博客，如何能为中国的政治体制做贡献？分析其可能的贡献也只有两个：一个是如顾晓军所言，延误中国的民主化进程；一个是被他启蒙的蠢蛋正在把他的美式民主付诸实施。如今两会已经胜利开幕，通过贾主席的绝不讲话，我们看到后者根本不存在，连影子都没得。杨恒均的贡献在哪里，不就只剩下了前者吗？杨恒均通过五年来的启蒙，成功地帮助中国延迟了被美式民主颠覆的进程。
但是，俗话说的好，人算不如天算。正如石名岗、覃显文二位先生们所言，就算杨恒均是特务又何妨？这样的特务多多益善。殊不知，正如金钱之一面是魔鬼一面是天使一般，特务和民主启蒙也是个双刃剑，在刺伤别人的时候，难免会误伤到自己，此时未伤到，不代表他日还逃得过这必须的一劫。苦肉计虽好，不也得有个天助其成？想哪周瑜与黄盖施展苦肉计，若非徐庶违背当初自己的毒誓，暗中协助东吴，周郎焉有火烧赤壁之理？更可叹那呆子徐庶，再也想不到自己白白埋没了一生所学，却不过是那诸葛老儿为了成就自己的三分天下的荒唐，使出的一招小小的排除异己之计而已。中国的故事总是多么的相似啊！只要让杨恒均替换了诸葛亮，让什么飞们替换了那呆子徐庶。
当然，坏了一个徐庶们，远不是杨恒均们的终极目的。自以为得计的弥天大骗局，终于在一个不可抗力的空间和时间，显现出了其狰狞的另一面，小贩把民主启蒙扩散的太久太久了，许多毛头小子被他蛊惑的阳痿了也不见民主的踪影，已经开始不耐烦了！正值那什么花儿乱飞之时，就开始蠢蠢欲动了！杨恒均们终于在五年后尝到了自己亲手栽培的苦果，本以为慢悠悠地启蒙下去，怎么也得个千儿八百年的才能如意。哪里料到自己的民主粉丝会有那么多对花粉过敏的呢？
自己的脏屁股注定了要自己收拾。于是，杨恒均本打算关闭博客的小算盘落空后不得不再次出山。至此，我们终于可以看到这民主小贩到底是个什么货色了！先是一篇《伊拉克的民主出了什么问题》，告诫他的民主粉丝们不要轻举妄动，因为在条件尚未成熟的时候就得来的民主，是会连水都没得喝的。接着又是一篇《坐着思考躺着的毛泽东与站着的孔子》，哈，民主小贩终于彻底脱掉了自己的画皮：中国人要想民主，不但要把毛伟人扶起来，还要将孔老二的七大姑八大姨的都供奉在天安门下的先贤祠中；不但不能再往前走，还要使劲往后退，直退到两千年前去才会有民主，才会站起来！我靠！这杨恒均的民主简直是太神奇了，像他妈的弓箭，往后扯得越远，才能射出的更猛？
或许，还真像顾晓军先生说的《博客中国有一群傻逼读者》。无论你用什么办法，都已经无法排除了他们脑子中的残水。既然如此，天要下雨非我之所能阻止，就由他们去吧。石三生也懒得再去揣摩那民主小贩及其粉丝们的恶心肠。博客中国已经不允许我说话，那么我就在这里再郑重声明自己的观点，并强烈谴责博客中国以民主的名义栽赃陷害我和顾晓军先生。
博客中国在推荐栏发表的覃显文的《博客中国民主人士所谓的内讧：顾杨之争》后，石三生一共留言四个帖子，其中有两个迅即被删除。正因为这不正常的删除，更加印证了我的感觉，杨恒均这次来者不善。被删除的两个帖子，一个是表达了自己对顾晓军先生的认识：他是一个独立的作家，有良知的知识分子，他的反对党、反对派理论都是基于理性的理论，都是在劝说党走向理性，而不是号召民众起来革命。另一个帖子说的是石三生自己，自己加入民评官是因为所谓的民评官是响应总理的号召，允许人民批评政府。此乃石三生支持顾晓军的唯一解读。
这样的两个帖子，为什么要删除？是谁删除了这两个帖子？我石三生说的堂堂正正，既没有谩骂也没有攻击别人。删除帖子的目的何在？不就是要误导读者陷入覃显文的思路当中吗？
覃文中说：“顾晓军与张宏良在实现民主的手段上可能是同一种类型。其核心词是暴力、清算。如同十月革命，一声炮响就光明来了。”此类比说非常荒谬。以我对顾晓军先生的理解，他虽然行文粗俗，但至今未发现其暴力革命的号召，他的清算，只是针对宽容说。要清算的是冤假错案，这样的核心怎么可能是暴力革命？难道河南为赵作海平反就是革命？也太扯了吧？
我的两个帖子到底是谁删除的？是博客中国吗？如果是，石三生在此强烈要求将覃显文之文一并删除，不然就是故意误导读者，歪曲事实。难免有栽赃陷害之意！
如果是覃显文或者杨恒均们，那么请你们听好：石三生对你们的狗屁民主和政治不感兴趣，我从文的目的，只有一个，响应总理号召，遵守宪法法则，批评政府，斥责社会的不公和不平。那些狗屁民主激进派暴力派之类的破帽子，请你们留着自己用好了。
最后，本人庄重声明：鉴于博客中国已经将石三生的文章全部清仓，本人对之前在博客中国发表的所有文章及跟帖不再承担任何法律责任。
2011-03-05
顾晓军短评：石先生不用担心。杨恒均这狗特务让覃显文栽赃，不过就是想叫警察抓我；而一旦我被抓，杨恒均岂不更加暴露了吗？杨恒均是一个傻碧。而覃显文是一直想出名，不过这家伙更傻。至于博客中国，人家早就知道杨恒均的身份……别激动，看他们怎么收场。哈哈！杨恒均恐怕在要混不下去了。反正李悔之是死定了－－冉云飞总不至于杀头吧？人家出来，不找李悔之算帐？哈哈！
作者：石三生
暂且放下手头正写的一篇关于大学生途中离奇死亡的文。放下的原因，一是通过百度机器人搜索，估计这已经成违禁话题；二是上博客中国浏览，被吓的浑身冒冷汗，此时的博客中国可谓面目狰狞，仿佛黑寡妇在阴暗处织就了一张巨网，在等待着无辜的虫儿、鸟儿自投罗网。
杨恒均是个特务，已经路人皆知。但杨特务究竟想达到什么目的？虽然有顾晓军先生的《一个弥天大骗局》做了一些推测，恐未必全面而准确。因为就连杨恒均自己恐怕也不知道这弥天大骗局要骗到何时？
杨恒均当初的特务活动，按照计划，是应该在2010年底结束。从他发表于2010年10月29日的文章《我以为到了和你分手的时候……》，又名《友谊地久天长……》中，已经表露无疑，杨恒均说：“鼓舞的是，天生我材必有用，我总算为中国的政治体制改革尽到了些微之力，影响了常来我博客的三五朋友与知己；兴奋的是，我可以在今年内就结束博客写作了，去继续完成我其它的人生规划；而失落与伤感的自然是：我就要和这么多朋友说再见，要分手了。我原以为到了和你说再见的时候……”
如果杨恒均真的只是个体制外的独立学者，拥有十几个博客，为之呼吁了五年的民主启蒙，恰恰在其《家国天下》将要刊行之时，宣布要关闭博客。只能有两个原因，一个是如顾晓军先生所言，他在奉命行事；一个就是为了获取纸媒的丰厚报酬，不得不忍痛割爱，关闭网上的博客。一般来说，只要脑子不进水的读者，没有谁会在看了网上的原文后，再掏钱去买杨恒均那被阉割了G8的删帖本。而根据杨恒均自己的说法，他是根本不在乎什么金钱的，还要把《家国天下》所得，全部再用于推动其民主启蒙大业。也就是说，杨恒均的将要在年底关闭博客，根本不可能是后者，只能是前者。他在奉命行事。
既然是奉命，问题就来了：一个民间学者，一直致力于民主启蒙，他关闭了自己的博客，如何能为中国的政治体制做贡献？分析其可能的贡献也只有两个：一个是如顾晓军所言，延误中国的民主化进程；一个是被他启蒙的蠢蛋正在把他的美式民主付诸实施。如今两会已经胜利开幕，通过贾主席的绝不讲话，我们看到后者根本不存在，连影子都没得。杨恒均的贡献在哪里，不就只剩下了前者吗？杨恒均通过五年来的启蒙，成功地帮助中国延迟了被美式民主颠覆的进程。
但是，俗话说的好，人算不如天算。正如石名岗、覃显文二位先生们所言，就算杨恒均是特务又何妨？这样的特务多多益善。殊不知，正如金钱之一面是魔鬼一面是天使一般，特务和民主启蒙也是个双刃剑，在刺伤别人的时候，难免会误伤到自己，此时未伤到，不代表他日还逃得过这必须的一劫。苦肉计虽好，不也得有个天助其成？想哪周瑜与黄盖施展苦肉计，若非徐庶违背当初自己的毒誓，暗中协助东吴，周郎焉有火烧赤壁之理？更可叹那呆子徐庶，再也想不到自己白白埋没了一生所学，却不过是那诸葛老儿为了成就自己的三分天下的荒唐，使出的一招小小的排除异己之计而已。中国的故事总是多么的相似啊！只要让杨恒均替换了诸葛亮，让什么飞们替换了那呆子徐庶。
当然，坏了一个徐庶们，远不是杨恒均们的终极目的。自以为得计的弥天大骗局，终于在一个不可抗力的空间和时间，显现出了其狰狞的另一面，小贩把民主启蒙扩散的太久太久了，许多毛头小子被他蛊惑的阳痿了也不见民主的踪影，已经开始不耐烦了！正值那什么花儿乱飞之时，就开始蠢蠢欲动了！杨恒均们终于在五年后尝到了自己亲手栽培的苦果，本以为慢悠悠地启蒙下去，怎么也得个千儿八百年的才能如意。哪里料到自己的民主粉丝会有那么多对花粉过敏的呢？
自己的脏屁股注定了要自己收拾。于是，杨恒均本打算关闭博客的小算盘落空后不得不再次出山。至此，我们终于可以看到这民主小贩到底是个什么货色了！先是一篇《伊拉克的民主出了什么问题》，告诫他的民主粉丝们不要轻举妄动，因为在条件尚未成熟的时候就得来的民主，是会连水都没得喝的。接着又是一篇《坐着思考躺着的毛泽东与站着的孔子》，哈，民主小贩终于彻底脱掉了自己的画皮：中国人要想民主，不但要把毛伟人扶起来，还要将孔老二的七大姑八大姨的都供奉在天安门下的先贤祠中；不但不能再往前走，还要使劲往后退，直退到两千年前去才会有民主，才会站起来！我靠！这杨恒均的民主简直是太神奇了，像他妈的弓箭，往后扯得越远，才能射出的更猛？
或许，还真像顾晓军先生说的《博客中国有一群傻逼读者》。无论你用什么办法，都已经无法排除了他们脑子中的残水。既然如此，天要下雨非我之所能阻止，就由他们去吧。石三生也懒得再去揣摩那民主小贩及其粉丝们的恶心肠。博客中国已经不允许我说话，那么我就在这里再郑重声明自己的观点，并强烈谴责博客中国以民主的名义栽赃陷害我和顾晓军先生。
博客中国在推荐栏发表的覃显文的《博客中国民主人士所谓的内讧：顾杨之争》后，石三生一共留言四个帖子，其中有两个迅即被删除。正因为这不正常的删除，更加印证了我的感觉，杨恒均这次来者不善。被删除的两个帖子，一个是表达了自己对顾晓军先生的认识：他是一个独立的作家，有良知的知识分子，他的反对党、反对派理论都是基于理性的理论，都是在劝说党走向理性，而不是号召民众起来革命。另一个帖子说的是石三生自己，自己加入民评官是因为所谓的民评官是响应总理的号召，允许人民批评政府。此乃石三生支持顾晓军的唯一解读。
这样的两个帖子，为什么要删除？是谁删除了这两个帖子？我石三生说的堂堂正正，既没有谩骂也没有攻击别人。删除帖子的目的何在？不就是要误导读者陷入覃显文的思路当中吗？
覃文中说：“顾晓军与张宏良在实现民主的手段上可能是同一种类型。其核心词是暴力、清算。如同十月革命，一声炮响就光明来了。”此类比说非常荒谬。以我对顾晓军先生的理解，他虽然行文粗俗，但至今未发现其暴力革命的号召，他的清算，只是针对宽容说。要清算的是冤假错案，这样的核心怎么可能是暴力革命？难道河南为赵作海平反就是革命？也太扯了吧？
我的两个帖子到底是谁删除的？是博客中国吗？如果是，石三生在此强烈要求将覃显文之文一并删除，不然就是故意误导读者，歪曲事实。难免有栽赃陷害之意！
如果是覃显文或者杨恒均们，那么请你们听好：石三生对你们的狗屁民主和政治不感兴趣，我从文的目的，只有一个，响应总理号召，遵守宪法法则，批评政府，斥责社会的不公和不平。那些狗屁民主激进派暴力派之类的破帽子，请你们留着自己用好了。
最后，本人庄重声明：鉴于博客中国已经将石三生的文章全部清仓，本人对之前在博客中国发表的所有文章及跟帖不再承担任何法律责任。
2011-03-05
2011年3月3日星期四
博客中国民主人士所谓的内讧：顾杨之争
博客中国民主人士所谓的内讧：顾杨之争
顾晓军短评：其实，覃显文至少在2月28日还写过一篇文，叫《顾晓军与石三生的话终于读懂了》。他读懂了什么？不知道，因为那文被博客中国删掉了。从今天的标题看，与2月28日那文的标题是有偏差的。读罢覃文，觉得其不够了解我。当然，我不能要求他像石三生。但，覃总比今天推特上出现的“5毛总头子顾晓军”要强一万倍。刚去找那人，已被Google清理了。看来，中共“特委”究竟要与我怎么决战，总是举棋不定。至于石三生的“咱们被扫地出门，人家杨恒均已经荣归博客中国了”，我说你也不想想：两会已开，人家不急着要他回去误导小青年、以转移视线吗？哈哈，恐怕又要失算了。包括覃文能放出来，怕也是一种转移视线。今年，我是不会关心两会了，我只想等着看热闹。顺说：王石已“出逃”，今年的热闹不会少呵。哈哈！
文/覃显文
博客中国有两个人，虽都赞同民主，却对何为民主有着天壤之别。对于顾杨之争，最高兴的当属5毛与毛左之流。然经过我仔细的研读，分析如下：
地点：博客中国是主战场。
时间：2010年左右
人物：甲方，顾晓军、石三生等
乙方，杨恒均、李悔之等
观众：博客中国所有写手，包括陈行之、钱文军。。。
纵观所有的文字，只有顾晓军与石三生先生评杨李二人。本人水平有限，没有找到杨李二人对此的回复。顾先生有句写在博客上的话本人记忆犹深，“老百姓主义，为老百姓说话。”对顾先生疑惑的是，为什么不是为自己说话，因为在我们看来顾先生和我们一样也是老百姓啊。
杨恒均先生对于顾晓军石三生先生的“特务论”一直不做答复，只有两种可能：一种是说对了，无词可辩；另一种是错的离谱了，根本不值一辩。其实这二人对民主的目的及认识是有共识的，但是对中国如何走上民主却有着截然相反的论点。杨恒均主张民主启蒙，渐进式的，非暴力的民主过程。顾晓军与张宏良在实现民主的手段上可能是同一种类型。其核心词是暴力、清算。如同十月革命，一声炮响就光明来了。
本人看来，中国要实现民主，最大的障碍就是出现圣人。任何一个圣人放在中国这样的环境，都会成为卡扎菲。我们的民众，包括我自己，确实还未觉醒，对民主充满期待，实际上以为民主会带来房子、票子。。。读了许多老杨的文章才真正对民主有所理解。对于他是不是特务真的不重要。如果他是特务，那么这个特务的文字里所表达的思想在每个中国人的心里一旦生根，必将为专制者送终。这样的特务真是越多越好。真的是特务，从人品上来评价老杨，那真的太奸了。正所谓大奸似雄，恶奸如枭吧。
顾石二位，都是性情中人，和我这样的老百姓一样，深受专制之苦。处处看到中国最黑暗之面。说实话，在中国，只要与当官的打交道，人人都受其祸。不光吃你的拿你的，最后我们还得当神一样跪拜感激。我们这样的老百姓，什么时候把自己当人看了，站起来明白自己也有人权的时候，就不会对统治者该做的事痛哭流涕了。比如温总理帮民工要回了工资，我们就跪下来感激，其实我们从没想过，这件事是他的下属地方政府官员应该做的事情却没有做。老顾把这样的人叫做愚民，真的很有道理。所以中国需要更多的民主布道者，启蒙者，把这样道理讲给我们身边的人知道，讲给我们的后代听。
总有一天，一年二年三年，我们会发现专制在无声无息中悄然而逝。那个时候，只要我们走上街头，就会成为一股洪流。天下苍苍，民心所向也！
另：今天能打开老杨的博客了，心情好了许多。不是为老杨本人，是为博客中国，方兴东也许有说不出来的苦衷，但是我们一定能挺过去。我们不去揣摩圣意，看它下圣旨敢对我等如何。如果它把博客中国点燃，我们就还中国一个清平世界，民主世界！
顾晓军短评：其实，覃显文至少在2月28日还写过一篇文，叫《顾晓军与石三生的话终于读懂了》。他读懂了什么？不知道，因为那文被博客中国删掉了。从今天的标题看，与2月28日那文的标题是有偏差的。读罢覃文，觉得其不够了解我。当然，我不能要求他像石三生。但，覃总比今天推特上出现的“5毛总头子顾晓军”要强一万倍。刚去找那人，已被Google清理了。看来，中共“特委”究竟要与我怎么决战，总是举棋不定。至于石三生的“咱们被扫地出门，人家杨恒均已经荣归博客中国了”，我说你也不想想：两会已开，人家不急着要他回去误导小青年、以转移视线吗？哈哈，恐怕又要失算了。包括覃文能放出来，怕也是一种转移视线。今年，我是不会关心两会了，我只想等着看热闹。顺说：王石已“出逃”，今年的热闹不会少呵。哈哈！
文/覃显文
博客中国有两个人，虽都赞同民主，却对何为民主有着天壤之别。对于顾杨之争，最高兴的当属5毛与毛左之流。然经过我仔细的研读，分析如下：
地点：博客中国是主战场。
时间：2010年左右
人物：甲方，顾晓军、石三生等
乙方，杨恒均、李悔之等
观众：博客中国所有写手，包括陈行之、钱文军。。。
纵观所有的文字，只有顾晓军与石三生先生评杨李二人。本人水平有限，没有找到杨李二人对此的回复。顾先生有句写在博客上的话本人记忆犹深，“老百姓主义，为老百姓说话。”对顾先生疑惑的是，为什么不是为自己说话，因为在我们看来顾先生和我们一样也是老百姓啊。
杨恒均先生对于顾晓军石三生先生的“特务论”一直不做答复，只有两种可能：一种是说对了，无词可辩；另一种是错的离谱了，根本不值一辩。其实这二人对民主的目的及认识是有共识的，但是对中国如何走上民主却有着截然相反的论点。杨恒均主张民主启蒙，渐进式的，非暴力的民主过程。顾晓军与张宏良在实现民主的手段上可能是同一种类型。其核心词是暴力、清算。如同十月革命，一声炮响就光明来了。
本人看来，中国要实现民主，最大的障碍就是出现圣人。任何一个圣人放在中国这样的环境，都会成为卡扎菲。我们的民众，包括我自己，确实还未觉醒，对民主充满期待，实际上以为民主会带来房子、票子。。。读了许多老杨的文章才真正对民主有所理解。对于他是不是特务真的不重要。如果他是特务，那么这个特务的文字里所表达的思想在每个中国人的心里一旦生根，必将为专制者送终。这样的特务真是越多越好。真的是特务，从人品上来评价老杨，那真的太奸了。正所谓大奸似雄，恶奸如枭吧。
顾石二位，都是性情中人，和我这样的老百姓一样，深受专制之苦。处处看到中国最黑暗之面。说实话，在中国，只要与当官的打交道，人人都受其祸。不光吃你的拿你的，最后我们还得当神一样跪拜感激。我们这样的老百姓，什么时候把自己当人看了，站起来明白自己也有人权的时候，就不会对统治者该做的事痛哭流涕了。比如温总理帮民工要回了工资，我们就跪下来感激，其实我们从没想过，这件事是他的下属地方政府官员应该做的事情却没有做。老顾把这样的人叫做愚民，真的很有道理。所以中国需要更多的民主布道者，启蒙者，把这样道理讲给我们身边的人知道，讲给我们的后代听。
总有一天，一年二年三年，我们会发现专制在无声无息中悄然而逝。那个时候，只要我们走上街头，就会成为一股洪流。天下苍苍，民心所向也！
另：今天能打开老杨的博客了，心情好了许多。不是为老杨本人，是为博客中国，方兴东也许有说不出来的苦衷，但是我们一定能挺过去。我们不去揣摩圣意，看它下圣旨敢对我等如何。如果它把博客中国点燃，我们就还中国一个清平世界，民主世界！
2011年3月2日星期三
大转型：中国民主化战略研究框架（之六）
大转型：中国民主化战略研究框架（之六）
王天成： 发表于 2011/02/26 由 admin
（续第45期）
第五章 当前关于转型路径的主张（下）
四、渐进主义的历史与理论渊源
4.1 两个“8-9-6-4”
有两个截然不同的“8-9-6-4”，一个是黑色的，另一个是光明的，它们都深刻地影响了90年代以来的中国知识界。1989年4月15日至6月4日的56天，红色中国提供了一个被扼杀的民主转型案例。大规模的学生、市民抗议带来了转型的契机：统治集团内部分裂了，在温和派的努力下，部分开放了媒体，并寻求与反对阵营对话、协商。但部分幼稚、激进的学生主宰了天安门广场的局势，街头运动变得无法节制，同时统治集团内部温和派领导人的不谨慎也激怒了还在观望的强硬派首领。
最终，双方都本应尽可能避免的流血发生了，长安街上响起了反人类的枪声。这是发生在北京的“8-9-6-4”，中国因此错过了第三波民主化浪潮。在世界的另一个地方，还有一个“8-9-6-4”：同一天，瓦文萨领导的波兰团结工会赢得了根据圆桌会议协议举行的议会选举。“女士们、先生们，1989年6月4日，共产主义在波兰结束了！”一位漂亮的女演员在舞台上宣布（注1）。那是苏东共产主义阵营多米诺骨牌倒下的第一张骨牌。在接下来的时间里中，捷克斯洛伐克、东德、罗马尼亚、保加利亚、阿尔巴尼亚，都相继发生了大规模的群众抗议，最高统治者没有下令开枪，或者下令了，但军队、警察拒绝执行，历史改变了方向。波兰、匈牙利等东欧国家因此迅速地实现了民主化，并立即着手建立民主制度赖以为基础的自由市场经济。
在社会主义的大本营——苏联，其转型虽然是统治精英主动推行的，但转型还没有完成，国家崩溃、分裂了。苏联崩溃后，叶利钦在俄罗斯并没有抓住有利时机将建立民主体制置于优先地位，其经济制度转型的进程要比东欧、中欧国家曲折艰难。
北京的“8-9-6-4”结束了——被诬称为“动乱”的和平请愿运动，也结束了一个时代——纯朴而活跃、勇于面对未来、强调政治改革的80年代。镇压之后，知识分子面临的外部环境和他们内在的心境都发生了巨大的变化。统治集团清洗、整肃了内部的温和派，立法废止了宪法承诺的游行示威权利，加强了对大学的控制和“思想政治教育”，开展反“资产阶级自由化”运动。他们以前所未有的高调强调“稳定压倒一切”，似乎只有专制才能维持稳定、才能发展经济，如果实行民主就会乱、经济就发展不起来。在一段时间内，官方不再谈论要“深化政治体制改革以适应经济体制改革需要”，甚至经济体制改革也停滞了。不过，到了1992年，邓小平做出了一个影响深远的决定——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6-4”以后的知识界就是在这样的环境下思考、重新出发的。
最初的一段时间，许多人都“有—种窒息感，一下子坠入没有边际的时间深渊”，“真的好像死过—次”（注2）。但1992年邓小平南巡讲话之后，他们的心情也变得轻松、乐观起来，因为向自由市场经济转型符合一个广为人知的理论——民主政治必须立足于自由市场经济之上。
在“痛定思痛”之后，许多人对于自己曾置身于其中的80年代的态度也发生了变化，认为80年代是幼稚、激进、浪漫的，是思想多于学术的。他们要求自己变得理性起来，以更深的学术积累，传播包括自由主义在内的各种西方思潮，阐释“自由”、“民主”、“宪政”、“法治”的涵义和彼此复杂的关系，而在政治上却退却了，在政府明显比80年代更没有政治改革意愿的情况下，把希望集中到了政府主动改革上，而且几乎一致主张渐进改良主义。许多人对于年复一年“稳定压倒一切”的舆论宣传不以为然，但其思考却不约而同地打上了这一论调的烙印——既渴望转型又害怕转型，一谈到转型就联想到动荡、失序，强调要“渐进”、“有序”，假定那样就不会有“阵痛”了。
另一个截然不同的“8-9-6-4”也对90年代的中国知识界产生了巨大影响。然而，我国许多学者的看法大概是东欧、俄罗斯的人们想不到的。当东欧共产主义政权崩溃、瓦解的时候，“受够了他们（共产党）”（注3）的人们沉浸在欢庆之中，对未来充满了期待。随着经济转型的迅速启动，原本在危机中的经济大幅下滑，一些西方专家甚至担心会引发激烈的抗议、动荡，导致新生、脆弱的民主体制的破产。但人们，虽然不免沮丧，忍耐了——没有发生“激进的集体抗议、漫无节制的运动、大规模的罢工以及政治暴力”，转型时期的政治生活是相当稳定的（注4）。
改革2-4年后，一些国家的经济开始从低谷反弹，1995年至1999年绝大部分东欧国家GDP平均增长率都超越了80年代，走上了稳步增长之路（注5）。民主宪政体制巩固了，经济转型也最终获得了成功。2007年，著名的“加图研究所”（Cato Institute）发表了经济学家奥拉•哈夫里立辛（Oleh Havrylyshyn）的研究报告，总结了前苏东地区转型15年后的结果：变革快速、广泛的东欧国家要比变革较慢或只进行了有限改革的独联体国家，在经济增长、制度建构、吸引外资、贫富差距、减少贫困等方面的表现都明显要好，社会所承受的痛苦、付出的代价也更少（注6）。
但是，在西伯利亚以南的中国知识界，许多学者对于苏东转型的过程和成就并不十分了解，他们的看法总体上是相当负面、灰暗的。苏联的崩溃经常被简单地归结于改革速度太快。大量的学人，无论是官方的、投机的，还是有独立立场的，匆忙地得出了结论：苏东激进、快速的转型是灾难性的；还是中国渐进的经济体制改革模式好，政治体制改革也最好是渐进的（注7）。
对于官方而言，苏东剧变是一场噩梦，宣传媒体对东欧人民自豪的、结束专制的抗议运动讳莫如深，将那里发生的一切统称为“动荡”，认为必须避免步苏东后尘，而知识分子们从不同的角度得出了近似的结论——不能走苏东道路。
归结起来，80年代最后一年北京城的呼喊与血光，留给许多人的不是悲壮的激励，而是沉重的打击。苏东共产主义的崩溃本来是人类自由的重大胜利，但在西伯利亚以南的中国留下的却是阴影，挫伤了人们对转型的渴望，激起的是对转型的畏惧。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下，中国知识界的思想发生了断裂、转向。
4.2 “激进—保守”、“革命—改良”
从90年代上半期开始，发生了一场关于“激进与保守”的争论，这是中国知识界思想转向的一个重要标志和来源。不过，触发这一讨论的不是90年代的著述，而是普林斯顿大学教授余英时1988年在香港的一次题为《中国近代思想史上的激进与保守》的演讲。余英时在演讲中阐明了晚清以降中国思想演进的一个极其重要的现象，就是不断激进化——从主张西方政治制度，进而全盘否定中国的文化传统；从倡导政治改良到要求政治革命，到主张共产主义社会革命，最后发展到主张文化革命。余英时的演讲最后落在对80年代下半期比“五四”反传统有过之而无不及的文化反思热的反思上。在80年代末大陆知识界激烈的文化反思热正当高潮的时候，也许没有多少人会耐心倾听余英时的批评。但是，在“6•4”之后特殊的心态、氛围之下，余英时的演讲在90年代初传到大陆之后却激起了热烈的反响（注8）。
的确，余英时所揭示的不断激进化现象，对于我们理解近代中国的历史和思考国家、民族的未来，具有很高的价值。非常明显，共产党人要砸碎一切、重建世界的极端的社会革命，以及“五四”和文化反思热对中国传统伦理文化偏激、全盘的否定，是必须批判的。在相当长的时间中，特别是1949年以后，保守主义被彻底污名化，“保守”一词被等同于“愚昧”、“落后”、“顽劣”，一切激进的东西都被冠以“进步”、“觉醒”的名义而受到膜拜，整个社会的文化缺乏精神宽容和不同思想的激荡、制约。
正如余英时所指出的，“相对于任何文化传统而言，在比较正常的情况下‘激进’和‘保守’应该在紧张中保持一种动态的平衡”；“在一个要求变革的时代，‘激进’往往成为主导的价值，但‘保守’则对‘激进’发生一种制约作用”；“在一个要求安定的时代，‘保守’常常是思想的主调，而‘激进’则发挥着推动的作用”（注9）。
然而，大陆知识界经过这场“激进—保守”的讨论之后，在“保守”获得正名的同时，“激进”却被污名化了。像过去一样，不少人陷在简单化的、“激进—保守”的二元对峙思维中，以“激进—保守”论是非，只是这次情形反转了过来：“保守的”是正确的、现实的、好的，“激进的”则是浪漫的、灾难性的，在理论上只反激进主义、不反保守主义。
在这一批判“激进”、转向“保守”的思潮中，特别需要提到的是80年代影响很大的两位学者——李泽厚、刘再复1995年在香港发表的著名的《告别革命》一书。这一“没有严格的论述论据”、“只是表述看法”（注10）的对话录，却是知识界倒向保守的重要著作。李泽厚、刘再复说，“20世纪的中国，从上到下都太激进”（注11）。“当务之急是发展经济”，政治民主“远不是当今中国现实所急需”。中国未来的发展应该遵循“经济发展——个人自由——社会正义——政治民主”的逻辑顺序（注12）。不过，对话录最重要的，是提出了“告别革命”，正如其标题所显示的。华人学者张灏将历史上所发生的革命区分为“小革命”（政治革命）与“大革命”（社会革命）（注13），对“小革命”持同情态度。李泽厚、刘再复并没有进行这样的区分。
“我们所说的革命，是指以群众暴力等急剧方式推翻现有制度和现有政权的激烈行动”。影响20世纪中国命运的最重要的事件就是革命，对其充分反省才是最根本的反省，21世纪不能再革命了（注14）。“我（李泽厚）赞成英国式的改良，不赞成法国式的、暴风骤雨式的大革命，这种革命方式付出的代价太沉重了”（注15）。辛亥革命带给中国的是一个大烂摊子，是一大堆无序的混乱、破坏。“辛亥革命未必必要”,“戊戌变法可能成功”。共产党仍然是有重要效能的支柱力量，在相当长时间内不可能有另外的力量、机构替代它，“可以反对它，批判它，攻击它，但我不赞成打倒它，取缔它，摧毁它”（注17）。改良也就是进化（evolution）,是相对于革命（revolution）而言的,即“不是通过突变、飞跃、革命，而是通过改良、改革、积累而取得进步”（注18）。“法制、理性、渐进、建设”（注19）。“改良比革命好”（注20）。
李泽厚、刘再复的对话录发表后引起了强烈反响。晚清发生的“革命-改良”之争再度被激活。尽管有不少人对于彻底否定革命并不认同，但“改良优于革命”显然成了绝大多数人的共识。
我也不赞成暴力革命，因为那样的时代已然逝去。然而，问题在于李泽厚、刘再复要告别的不只是暴力革命。他们还要告别突变、飞跃，假定不经历突变、飞跃就可以实现民主。他们只主张缓慢的演化、渐进的改革，其中还包含了一个未经证实的预设，就是不仅改良优于革命，渐进的改良也优于快速、急剧的改革（东欧的快速、急剧变革，在他们看来是不可取的）。
李泽厚自述早在1978年，他就提出了“法国式”与“英国式”不同道路之分，认为后者优于前者（注21）。的确，在进入90年代之前，一些知识分子就开始反思法国革命、推崇英国道路。但是，这一思潮的兴盛却是在进入90年代之后，它构成了知识界思考政治转型路径的最重要的理论来源。
学者们热烈地谈论着英国与法国历史的不同。英国道路是经验主义的，法国道路是理性主义的或者理性的狂妄自负。英国的民主宪政是通过不断改革形成的，是在历史的岁月中逐渐演化、成长起来的。它的反面教材是法国革命，是法国革命的血腥、暴力、恐怖和动荡不宁。
我对学术界关于法国革命的不少这类反思也是认同的。然而，英国道路是否可以用“渐进改革”来概括，在此必须予以辨析。
4.3英国道路的迷雾
英国的政治现代化之路是漫长的，的确有渐进和演化的特点，但其整个历程却不能以“渐进改良”、“渐进改革”概括之。在争取自由的过程中，英国人革命次数之多，在世界史上也是罕见的。英国现代政府制度的发端可以追溯到遥远的1215年，那一年，一个要求国王尊重一系列臣民权利、自由的宪法文件——著名的《大宪章》横空出世了。但《大宪章》并不是国王自觉自愿颁布的，而是暴力革命胜利的果实。贵族们披坚戴甲，发动起义，攻陷伦敦，俘虏了国王约翰，强迫他签署了一份投降协议书，也就是《大宪章》（Magna Carta），又称“自由大宪章”（Magna Carta Libertatum）。
此后半个多世纪中，为了迫使国王们承认、尊重《大宪章》，人们又数次发动起义。特别应提到的是1263年爆发的内战，孟特福侯爵（Montfort）率领骑士在新兴市镇的支持下赢得胜利。1265年，蒙特福召开了英国历史上第一次有直接选举产生的骑士、市民代表参加的大议事会（National Council），这是英国现代议会制的开端。在频仍的内战中，人们逐渐认识到战争并不是宪章、权利的可靠保障，而需要发展出相应的机构、机制。另一方面，君主们也在相当程度上受到了驯化，认识到了遵守承诺、尊重臣民意见的“好处”。英国因此走上了向议会制政府演进的道路，议会的权力逐渐由弱到强、在政治生活中变得越来越重要。
但是，到了17世纪，随着封建制的日落西山，欧洲大陆国家走向了绝对君主制，英国的君主也想起而效法。结果是尽人皆知的：1642年，革命爆发了，7年后查理一世被送上断头台。1688年的“光荣革命”几乎没有流血，但依然是诉诸了武力的革命。受英国议会的邀请，荷兰执政、未来的英国国王威廉三世，率军从西南登陆，詹姆斯二世闻风逃跑了。“光荣革命”后，议会的最高地位得以稳固，代议制、分权、司法独立的现代政制框架全面确立，英国成了一个披着君主制外衣的共和国。
英国从此告别了革命，但政治现代化没有停止。责任内阁制、现代政党体制逐步演化了出来；经过1832年、1867年、1884年选举改革，成年男性获得了普选权。然而，这些和平的演化、改革都是在现代政制的大本大原已经确立的前提下发生的。在大本大原的确立过程中，每一次飞跃都是以刀剑开道的。
所以，从英国政治现代化的全部历程看，所谓英国道路是“渐进改革”、“渐进改良”显然是一种虚构、曲解。如果较准确地概括，其路径可以说是“革命、改革，再革命、再改革，直至革命不需要了，然后深化改革”（注22）。
事情是如此明显，因此就提出了一个问题：盛行于中国知识界的“英国渐进改革之路”的神话是如何产生的？答案就在于，学者们回避或淡化17世纪末以前的历次暴力革命，只强调“光荣革命”以后的政治发展历程。
一个较早的例子，是历史学家钱乘旦、陈意新1987年出版、销量很大的《走向现代国家之路》。这本书归纳了三种政治现代化模式：英国的“渐进改革之路”、法国的“人民革命之路”、德国的“民族失败之路”。作者从1215年《大宪章》的颁布一直谈到19世纪中叶后普选权的逐步实现、20世纪50年代上议院的改革，但是却只根据1688年“光荣革命”以后选举权扩大的历程，将英国模式归结为“渐进改革之路”，强调说“英国通过三百年演变，和平长入现代社会，走了一条渐进改革的路”（注23），“光荣革命”以前的历史消失了。
不过，必须说明的是，像是钱乘旦、陈意新这样以偏概全，似乎并非空穴来风，而源于对西方学者的匆忙解读或简单搬用——不少西方学者也经常提到英国的民主化是渐进的（注24）。这无疑是一个非常容易引起误解的表述。但在西方学者那里，所谓“英国的民主化”，指的主要是19世纪亦即从1832年开始的选举权的逐步扩大过程，中国学者却将这一表述含糊笼统地解读成英国政治现代化的总体路径。造成这种差异的一个原因在于对这一语境中“民主”的理解。一提到民主，中国学者想到的是整个现代政制架构，西方学者指的是现代政制的一个维度。在谈到“英国渐进民主化”时，他们指的是现代政制框架基本成形之后英国在一个更小的领域政治发展的历程，而不是其整个政治制度是在没有经历暴力革命的情况下逐步改革形成的。
在西方人看来，“光荣革命”形成的虚君共和政府虽然包含了民主的成分，但由于没有建立在一人一票的普选制之上，仍然是不民主的。特别是工业革命之后，大量脱离了土地的中产阶级和劳工群体没有选举权，英国的政治生态是非常不民主的，所以还存在政治民主化的问题。但这个民主化，不是“大民主化”，而是“小民主化”，是在总体政制、宪法框架不变的前提下的民主化。与“大民主化”相比，“小民主化”的艰巨性和复杂性要相对低得多，因为过去的革命造就了一个开放的政治系统，具备渐进改良的制度条件，不必改变整体制度框架就可以吸收新兴政治力量。
可以从英国政治现代化之路中得到什么教益呢？英国的宪政民主之路特别漫长是可以理解的。从中世纪到16世纪荷兰革命之前，君主制在西方思想中似乎具有天然的正确性，占据着绝对的正统地位，现代民主宪政制度对于人们是难以思议的。英国的宪政主义、代议制政体就是在这样的文化背景下，从13世纪开始发祥的，没有蓝图、没有计划，经过多次革命，到17世纪末，才完成从君主制政府向代议制政府的转型，后来又经过渐进改革，完成向大众民主政府的转型。“光荣革命”后不久，英国的自由政府制度就成为世界的榜样、现代政治文明最重要的渊源。但是，虽然人们可以学习英国的自由政府制度，却不必要也不可能复制摹仿英国的政治现代化路经。
英国的道路是与英国特殊的社会政治结构紧密相连的，今天的时代无论是社会结构还是精神氛围都与历史上的英国大不相同。今天，在已有样板的前提下，可以在较短的时间内建立现代民主宪政制度框架，而不必像英国一样在黑暗中经历没漫长曲折的抗争探索、逐步形成自由政治制度框架。今天的时代，平等已成为人们共信的原则，也没有理由像英国一样经过多次改革将选举权扩大到全体国民，逐步实现民主化。
英国自由政府的基本原理具有普遍性，但其发展路经是独特的，并不具有典型性。当代民主转型研究之父丹克沃特•罗斯托（Dankwart Rustow）就认为，在探讨民主转型的发生原理时，英国及其移民国家美国、加拿大、新西兰、澳大利亚等并不是恰当的案例（注25）。我并不是说英国道路没有任何可供我们吸取的地方。英国道路虽然有独特之处，但依然包含了重要的教益。无论在18世纪前革命的时代还是以后的渐进改革年代，英国的政治现代化都是社会力量、掌权者之间博弈的结果，而不是政府单方面的行为，这是尤其不应忘记的。
工业革命之后，人们运用集会、结社、媒体为实现普选权进行了不懈抗争。1832年选举改革之前公众情绪相当激烈，由于改革法的通过，才使英国避免了一场革命。所以，还不应忘记的是，英国是在自由政府整体框架建立之后才走上渐进改良之路的，一种开放的政治制度框架的确立为渐进改革铺平了道路、提供了表达平台。
这里需要特别提及的是，中国一些学者一个思想混乱之处就在于，在民主制度整体框架建立之前主张渐进主义，却不能以渐进的心态看待转型之后新生民主体制的幼稚、缺陷。你经常看到一些人将民国初年政坛的纷乱归结为转型太快、条件不成熟，想象着如果通过渐进改革实现转型就可以避免那些现象了（注26）。当看到台湾立法院内的纷乱时，他们同样怀疑台湾是否具备了民主的条件，甚至认为华人文化不适宜于接受民主（注27）。他们太急于为渐进主义寻找依据，以至于不能认识到，新生的民主共和政府需要一个成长或渐进改良的过程。在真正需要渐进主义心态、渐进主义已然成为可能的时候，他们抛弃了渐进主义，变成了急躁主义，并反过来以这种肤浅的、自相矛盾的解读作为主张渐进主义的论据。
不仅对于英国道路的扭曲性解读深刻影响了90年代以来的中国知识界，下面将看到，与英国有密切关系的保守主义，以及与保守主义有密切关系的20世纪英美自由主义，对于90年代以来的中国知识界也极其重要。
4.4 保守的自由主义
现在就来讨论90年代以来中国自由主义中的保守主义。这里要提出“90年代的自由主义”的概念，因为自由主义在当代中国的传播并非始于90年代，但与80年代思想差异明显、90年代以来的自由主义，其基调、表述在90年代就形成了，90年代以后的论述没有新意、是不重要的。
90年代的自由主义对于民主、自由、宪政等概念的认识超越了80年代，但在精神气质上是退却、保守的。它认为自己承继、传播的是英美传统，是经验主义的、真正的自由主义。但正是这一自认为找到了正宗的自由主义，为渐进主义提供了最有影响的学理论证，似乎不赞成渐进主义便不是自由主义。
重新认识、解读西方保守主义，是90年代中国自由主义主要的特征之一。熟悉政治思想史的人知道，18世纪的英国政治家、思想家埃德蒙•柏克（Edmund Burke）对法国革命的批判，奠定了西方保守主义的原则。柏克推崇传统，反对发生在法国的暴力革命，反对深刻影响了法国革命的理性主义。法国革命试图根据抽象的哲学原则，破坏全部传统以重建整个社会，“改变思想、法律、道德，……改变人、事物、语言……摧毁一切，是的，一切，因为一切必须重新开始”（注28），这正是现代极权主义的先声。柏克在法国革命发生后不久就敏锐地觉察出了这一精神气质的危险性，可以说是反对现代世界极权主义的先知。可是，长期以来，深刻影响了法国革命者的卢梭在中国备受推崇，反对法国革命的柏克却被污名化、不受重视。进入90年代后，在反激进主义思潮的激励下，以及随着对西方学术界关于柏克研究的接触的加深，中国学术界也重新认识、解读了柏克及其开创的保守主义。
一个相当有影响的观点是，保守的柏克与自由的柏克是同一个柏克，保守主义实际上是自由主义传统的一个分支。著名学者刘军宁写道：“柏克的英国保守主义是要维护英国传统的自由”，“没有自由的传统，就没有英国的保守主义”（注29）；“保守主义与自由主义有一个共同的基础，这就是自由的传统”（注30）；“保守主义在根本上是人类自由主义大传统的一部分。”（注31）
关于柏克的保守主义是否可以定格为自由主义的一个流派，对其详加讨论已超出本文范围（注32）。这里需要说明的是，尽管柏克对法国革命的批判包含了敏锐的洞见、永恒的智慧，但他的批判显然缺乏对法国社会状况的足够了解，也完全忽略了法国君主专制的压迫、暴虐（注33）。尤其需要说明的是，柏克之被定义为思想史上的保守主义者，不是因为他否认自由的价值，而是因为他不只推崇自由的价值（他还推崇传统、宗教等），更是因为他对于变革的态度。保守主义者并不一定反对变化，保守主义的定义性特征是反对快速、剧烈的变革。弗里德里希•哈耶克（Friedlich A. Hayek）就将保守主义定义为“反对急剧变革的态度”（注34）。作为保守主义的鼻祖，柏克生活在“光荣革命”以后的英国，他立足于英国的政治传统与现状，谴责法国革命，反对突变和飞跃。他强调历史的连续性，持一种演化主义的历史观，主张渐进改革的发展路径（注35）。
他的这种观点在“光荣革命”以后的英国是完全可以理解的。但是，在一个仍然是专制统治的国家，评判这一主张的政治价值时，却不能回避本国的现实，也不能只看到柏克对法国革命批判的合理性，还要看到更多国家的经验——绝大多数自由国家在结束专制走向自由的时候，都经历了革命、突变和飞跃。
哈耶克是另一个对于90年代中国自由主义影响特别重大的西方思想家。哈耶克将毕生的精力都用在了捍卫人类自由、反对计划经济和社会主义上。40年代，西方国家对于市场经济的前途缺乏信心，哈耶克写下了其成名作《通向奴役之路》，警告如果引入计划经济，结果将是纳粹的国家社会主义、极权主义。他继承了柏克的演化主义历史观，复兴了亚当•斯密的古典自由主义，提出了“自生秩序”（spontaneous order）、又称“扩展秩序”（extended order）的概念，以批判建构主义(constructivism)。所谓“自生自发秩序”并不是离开人们行为的自然秩序，它也是人的行为的结果，但却不是人类设计、强加于社会的秩序，而是人们在交流交易中所形成的规则、从社会内部逐渐演化产生的秩序。社会的演化是一个永恒的过程，其发展方向是不可预知的。与自生秩序相对立的是一种错误的建构理性主义（constructivistic rationalism），它试图对社会实施整体控制、根据理性原则来设计社会。社会主义、计划经济是没有效率的，因为知识、资讯分散在社会的各个角落，是少数中央计划者所不可能充分收集、掌握的；也是危险的，因为会导致国家权力的扩张，并使得权力集中在少数几个人手里。（注36）
哈耶克的著作在90年代被大量引进到中国，其“自生秩序”概念风行于知识、理论界。对于红色中国而言，传播哈耶克自生秩序思想的重要性是不容置疑的。可是，吊诡的是，这一原本为了反对计划经济、极权主义的概念，由于中国知识分子自身的原因，却给思考民主转型路径带来了混乱。一些人不仔细阅读哈耶克的著作，不辩析自生秩序所适用的领域，想当然地将其拿来主张逐步演化、渐进发展的政治转型路径（注37），似乎不经历突变飞跃就可以演化、渐进出一种民主宪政制度。其实，在哈耶克那里，自生秩序并非无所不包。
哈耶克的核心关注在于自生秩序，但他还区分出了一种不同的秩序，就是“组织”（organization）。“根据事先的计划安排各部分之间的关系所形成的秩序叫‘组织’”，哈耶克说（注38）。组织处于市场、道德、习俗等自生秩序的大社会（the Great Society）的包围之中，但并非不重要。“如果强调扩展或者说宏观秩序的自生性给人造成这样一种印象，即在宏观秩序中刻意的组织从来就不重要，那将导致误解”，哈耶克写道（注39）。在多种多样的组织中，政府组织无疑是最庞大、显著的。尽管政府制度的运作也需要自生秩序的补充，但即使是哈耶克，他也不会简单化地用“自生秩序”概念来说明从专制到民主的转型。民主转型的目的不是为了重建整个社会，只是要建立权力受限制的自由政府制度。政府制度主要是建构的，却并不属于哈耶克所反对的建构理性。自从英国提供了代议制立宪政府范例之后，所有自由国家的宪法都是舶来品、带有理性设计的特点。基于其秩序分类学，哈耶克没有否定政府制度的建构理性，他本人就构想了一个自由宪法模式，以期弥补民主政治的缺陷、更好地实现法治（注40）。
英国哲学家卡尔•波普（Karl Popper）是又一个对90年代中国自由主义有着强烈影响的人物。他是与哈耶克齐名的、20世纪反极权主义最杰出的思想家之一。他批判了历史决定论即认为科学可以认识历史发展规律、预言人类未来的思想，以及与这一思想紧密相连的“整体或者说乌托邦社会工程”（holistic or utopian social engineering），而主张以符合人类认识逻辑的“零星社会工程”（piecemeal social engineering）改良社会。整体或者说乌托邦工程“目的在于根据一个明确的计划或蓝图再造整个社会”，与此相对，零星社会工程师，无论他是否怀有对社会作为整体的某些理想，总是“努力作出一些能够不断改进的小规模的调整和再调整来实现其目的”（注41）。整体工程是不科学、不理性的、反民主的。社会作为整体并不能成为科学研究的对象，科学只能研究社会的某些方面、某些事实。重建整个社会的效果是难以预计的，人们没有足够的知识和经验来制定这样的计划。改造整个社会将给许多人带来不便，人们中间势必存在激烈的分歧，革命者们会选择压制批评和不同意见，以威权方式推行改造计划。一旦走上这条路，他们此后也不能容忍对于缺点、错误的批评。最终，他们极可能会形成一个新阶级，新社会的新统治阶级、新官僚贵族，他们会掩盖这一事实，用革命的意识形态为其权力辩护、稳固自己的统治。
与整体、乌托邦工程不同，零星社会工程是科学、理性、民主的。零星工程师的心态是开放而不是封闭的。他知道自己的知识非常有限，人们只能从错误中学习。其方法是试错的，允许反复的试验和继续调整。它寻找和对治社会最严重、急迫的弊病，而不是追求社会最大的、终极的美善，也更容易得到人们的支持。零星工程不会导致权力的集中。其成败更容易评估，即使失败了，也不是大错，能容忍人们自由讨论。（注42）
波普的政治哲学在80年代末开始传入中国，90年代以后才流行开来。与哈耶克的经济、社会理论一样，波普这一反极权主义、捍卫自由民主的学说，对于批判49年以后中国的乌托邦工程当然是重要的，但同样吊诡的是，它也被用来反对快速的民主转型（注43）。结束专制、建立民主被望文生义地当作了整体工程，被认为应该分解为许多细小的部分缓慢推进。而在波普那里，“整体社会工程”并不泛指所有重大的变革，“整体主义”（holism）特指将社会当成整体对待、探究的方法，“整体社会工程”也就是乌托邦工程。
波普毕生都在捍卫自由民主制度，从来不曾将建立民主宪政当成整体工程。仔细阅读其著作就会发现，波普并不认为可以通过渐进改革终结专制、建立民主。在1944年出版的《开放社会及其敌人》中，他写道：“在一个不民主的国家，实现合理改革的惟一途径，是以暴力推翻政府并引进民主政体架构。”（注44）只有在民主政体架构建立的前提下，理性的机构、体制改革才是可能的（注45）。
不过，波普的核心关注不是如何建立民主框架，而是在民主框架已经存在的前提之下，找到一种既可以改良社会、又不会破坏民主的方法（零星社会工程）。所以，他的自由主义缺乏一种政治发展理论（注46）。他只是附带论及了政治革命。顺便说一句，如果波普在写作时知道非暴力政治抗争的力量，以及目睹了第三波民主化的经验，他就不会认为只能以暴力革命推翻专制了。
1998年被一些人界定为当代中国自由主义浮出水面的一年。那年底，著名学者朱学勤在《南方周末》上发表文章，宣布自由主义在中国开始了公开言说。朱学勤这样界说自由主义：“它首先是一种学理，然后是一种现实要求。它的哲学观是经验主义，与先验主义相对而立；它的历史观是试错演进理论，与各种形式的历史决定论相对而立；它的变革观是渐进主义的扩展演化，与激进主义的人为建构相对而立。它在经济上要求市场机制，与计划体制相对而立；它在政治上要求代议制民主和宪政法治，既反对个人或少数人专制，也反对多数人以‘公意’的名义实行群众专政;在伦理上它要求保障个人价值，认为各种价值化约到最后，个人不能化约，不能被牺牲为任何抽象目的的工具。”（注47）这一界说将渐进演化的变革观置于优先地位、视其为自由主义的定义性特征，似乎不持渐进、演化的变革观，就不是自由主义。
朱学勤高扬演化主义和渐进变革，显然直接源于对哈耶克和实际上并不太保守的波普的解读，而远承保守主义的开山祖师柏克。那么，他如此界说自由主义，在知识界有多大的代表性呢？我并不打算断言我国所有的自由主义者都是渐进改革主义者或者退却到极点的演化主义者，但是以哈耶克、波普为代表的20世纪英美自由主义对于90年代以来中国知识界影响的巨大，却应该是不争的事实。独立学者王立雄曾这样写道：“我知道眼下思潮对制度设计普遍反感。波普尔（K. Popper）对总体论的批判及其‘零碎工程学’基本成为大陆思想界学界共识”（注48）。虽然我并不赞成王力雄设计的没有任何经验基础、与现代自由民主制度很不相同的“民主”方案，但是他对哈耶克、波普在中国知识界的影响的描述却是准确的。
没有疑问，哈耶克关于自生秩序的阐释、波普关于整体工程的批判，对于反思1949年以后中国的极权主义是宝贵的智识资源。但是，他们的理论中所包含的演化主义或渐进改良主义是否可以解释为自由主义特别是政治自由主义的定义性特征，尤其是，是否可以当作解构极权、专制的路径，却是另外一个问题。本文前面提到，在前苏东社会主义阵营崩溃后，实行快速、急剧经济变革的国家要比变革较慢和不彻底的国家成功，这表明解构与自生秩序背道而驰的社会主义计划经济时，选择渐进主义未必明智。本文刚才的分析还表明，自生秩序、整体工程的概念并不适用于终结专制政府、建立民主架构的政治变革，以哈耶克、波普为依据来主张渐进的民主转型路径是建立在对他们的片面解读与滥用之上。
从这个角度看，90年代以来的中国自由主义既没有严肃对待其西方智识资源，也没有严肃对待中国还没有终结专制的现实。这样说丝毫不意味着否定它在传播自由民主价值方面的显著贡献，但其在建构理论、公开言说时存在的轻率和盲目的一面也是显而易见的。
从西方自由主义谱系看，90年代以来的中国自由主义虽然自称是英美自由主义，却不是恰当解读的哈耶克、波普等人的20世纪英美自由主义，更加不是17、18世纪主张革命的约翰•洛克、撰写《独立宣言》的托马斯•杰弗逊、起草美国宪法的詹姆斯•麦迪逊等人的英美自由主义。回顾西方政治思想史，自由主义曾与王权主义、保守主义相对立，积极要求改变现状，是激进的。随着社会主义、极权主义的兴起，它反对人为设计、改造整个社会，只赞成渐进的改良和演化，变成保守的。
这种保守的精神气质，在已经拥有自由民主的国家是可以理解的，因为那些地方并不需要大变革，可是在仍然面临着解构极权、专制艰巨任务的地方却是不适宜的，因为那里需要大变革。90年代以来的中国自由主义，不分时间、场域地拥抱了20世纪西方自由主义中这种保守的精神气质，使自己变成了一只跛脚鸭。
顺便还说一句，柏克开创的西方保守主义对于当下中国特别有价值的是其对于传统、宗教的态度，而不是其渐进主义。90年代以来的中国知识界，得益于重新认识了保守主义，相应地对儒家文化传统的态度也开始变得理性一些，但是今天依然有不少人没有从“五四”到80年代末以来激烈的反传统情节中摆脱出来，不愿意了解中国传统文化对于生命与自由的价值，未能认识到仁义廉耻等传统道德对于自由社会的重要性。换言之，许多自由知识分子对西方保守主义的吸收侧重于其政治方面，而政治保守主义则恰恰是最不适合当今中国现实的。
本文第三章说过，渐进主义者的一个重要考虑是策略，认为只有提出较低的要求统治集团才有可能接受，才是现实的。从这个角度看，渐进主义是一种无奈主义。但是，事情并不止于此。自由知识分子的学理论证使使渐进主义获得了理论上的正当性，成为一种被人深信的、自觉自愿的政治发展观。这是因为自由主义比官方意识形态更有吸引力，它的解释更容易赢得信任。
然而，上面的分析表明，90年代以来的自由主义对于渐进主义的学理论证是站不住脚的，并且它其实是以自由主义的名义发登场的保守主义。自由的渴望与保守的精神纠结在一起，是当今中国知识界的基本特质。
在一个需要大变革的时代，如果保守是思想的基调，大变革是不太可能发生的。保守主义并不一定反对变化，但其精神气质却绝对不是积极进取的。要想获得民主自由，必须有一种积极、大胆的政治发展观。这种积极、大胆的精神，可以在当代发生的、席卷全球的第三波民主化中找到，也可以在英美革命时期的近代共和主义、古典政治自由主义中找到（注49）。以民主转型而言，中国知识界从柏克的保守主义、哈耶克的新古典经济自由主义中去寻找资源，是投错了门。哈耶克、波普都没有建构一种政治发展理论,尽管他们的学说与民主转型的大变革并不矛盾。
上面阐释了90年代以来渐进主义的历史、学术背景，分析了其历史、理论依据。分析表明，渐进主义者们对于苏联东欧的急剧转型所下的负面结论是匆忙的、站不住脚的；以遥远的英国道路、当代的哈耶克等英美自由主义者为依据，是基于对英国道路、哈耶克等人的片面或者说扭曲性解读。简言之，盛行于当下中国知识界的渐进主义实际上是从错误的依据得出的错误的结论。下面将讨论渐进主义的政治后果，以结束对渐进主义的集中批判。
五、渐进主义的政治后果
渐进主义的不良政治后果是多方面的，这里着重从民主转型发生的角度讨论。渐进主义是一种政治发展观，也是一种心态、一种思维方式。前面说过，渐进主义者们，除极个别例外，普遍回避要求开放党禁等民主转型的关键性变革，因为他们认为统治精英们不可能同意。在他们看来，只有提出低限度的、不涉及现制度根本原则的要求，才是现实的。然而，一个并不难明白的道理是，如果不提出民主转型所需要的关键性变革，那么民主转型就更加不可能发生。你连要求都没有提出来，他为什么要改？醉心于与民主转型无关或关系不大的小改小革，不要求尽快开放党禁、不要求直接选举国家领导人，这正是渐进主义思维方式所导致的后果之一。
在专制制度已经散失了正当性、不再被人们所认同的情况下，由于这种无原则的退让，渐进主义大大缓解了专制政府的政治压力，消解了对于民主的呼声。当然，可以理解，发出要求开放党禁等重大变革的声音是不容易也是有风险的，但是，如果多一些像贺卫方、张博树、顾晓军那样的学者（注50），风险也就降低了，言说空间就会扩大，一种要求转型的舆论压力就会形成。而渐进主义妨碍了这种舆论压力的形成。
民主转型的发生并不能靠要求的可怜、卑躬屈膝而换来，几乎没有例外——盟军占领下的德国、日本除外——是社会与掌权者之间博弈角力的结果。渐进主义将希望寄托在依靠政府单方面的点滴改革上，因而，它的另一个严重后果，就是导致人们消极、被动地等待。多少年来，许多人就是在等待、盼望中度过的，等待盼望着中国的戈尔巴乔夫、叶利钦的出现。当一届领导人让人失望的时候，人们又把希望寄托在下一届领导人身上，不知道应该从自己身上寻找希望。人们太在意领导人的姿态，哪怕仅仅是语言上一点含糊其辞的新提法，也会被过度猜测解读；太在意政府的任何“开明”之举，哪怕是显然没有多少实际意义的伪改革，也会受到过度的赞许、吹捧，沉浸在与民主转型的想象的联系之中。
渐进主义不仅为统治精英玩弄语言游戏和进行种种规避、对抗民主转型的伪改革提供了接受、容忍空间，也为他们进行这类伪改革拖延时间或干脆不进行任何调整、停滞不前以及给体制内学者为此进行辩护提供了理论依据。你经常听到一些领导人说“民主需要一个过程，应当循序渐进”。这就是他们对不进行改革所作出的解释。
过去30年明明是拒绝真正的民主改革的历史，却被俞可平、周天勇、徐湘林（注51）们说成是中国一直在进行“渐进政治体制改革”；过去30年——就政治制度而言——明明是知错不改的历史，却被保守到几近病态的萧功秦美化为“改革在不断试错中前行”（注52）。渐进主义在中国已然成为知识分子的鸦片，许多学者一方面借此表达了对与民主的向往、不受良心谴责，另一方面又迎合了政府、获得了免受打压乃至跻身学界显贵的机会。
不过，这一集装箱鸦片对那些被动吸烟者影响更大——渐进主义还有一个严重后果，就是它一再渲染开放党禁、全国大选不仅在目前是不现实的也是危险的，会导致动荡混乱，有意无意与统治集团“稳定压倒一切”的宣传交相呼应，使人们对民主转型没有信心、处于想象的恐惧之中。以渐进主义反对尽快开放党禁、举行全国自由选举而言，它是反自由化、反民主化的，但渐进主义最严重的问题还不是这种反民主转型的主张。它最严重的问题在于萎靡人的意志、精神，使人没有面对大变革的决心和勇气，都变成“现实的”、“策略的”、不积极争取未来的封闭的个体。一个民族的心态史也就是其政治史。我写这篇论文，一个重要目的就是希望人们的心灵能变得积极、开放、刚强、勇敢起来。
为了有助于评判当下中国保守、畏缩的渐进主义能走多远，这里要介绍两个也声称奉行渐进主义、站在十字路口的国家。它们一个离我们不远，另一个是文明古国。首先要介绍的是前苏联联盟共和邦土库曼斯坦。
在独立前，土库曼斯坦共产党领导人抵制了戈尔巴乔夫的自由化改革，虽然举行了“共和国”总统直接选举，但不过是苏联传统风格的“选举”，而不是有多个候选人的竞争性选举。在从苏联解体中获得独立后，土库曼斯坦统治精英们也声称要建立自由民主制度，但是他们说，俄罗斯和其他独联体国家所启动的变革“导致或加剧了经济困境、政治冲突、社会不稳、族群紧张，在有的地方还引起了战争”，所以土库曼斯坦应该遵循一种“慢速的、演化式的改革路径”，从而最终实现民主而又避免这些混乱不幸（注53）。“稳定高于一切”，土库曼斯坦的领导人们说（注54）（像中国领导人）。共产党在土库曼斯坦被更名为“民主党”，但是今天这个国家仍然是从苏联的崩溃中独立的国家中改变最少的，在“自由之家”的评估中，是世界上最不自由的国家之一，比中国的排名还靠后。其经济体制仍然类似于苏联时期的计划体制，政治制度是具有强烈个人色彩的独裁体制。媒体充斥着对总统尼亚佐夫的赞扬，这位“土库曼的领袖”，以全民“公决”延长任期，或以90%甚至接近100%的得票率“当选连任”。在谈到政党问题时，尼亚佐夫说，不应该引进其他国家的政党制度，政党“应该是自然成长的”（注55）（有点像周舵的观点（注56）。在时间的河流中，土库曼斯坦以渐进的名义停滞了。
现在让我们把眼光转向中东，那里有一批国家声称在走渐进改革之路，埃及——人类文明的发源地之一——是其中最著名的。在80年代，刚上台的埃及总统穆巴拉克表示要逐步实行民主，推行过相当显著的政治自由化：释放政治犯，允许媒体批评政府官员；在1987年的议会选举中，反对党赢得20%的席位；非政府组织增加了数千个。然而，此后不久，风向变了，“去自由化”（deliberalization）发生了:重新开始控制，操控扭曲选举，打压反对党，关闭报纸，监禁人权活动者，破坏民间组织，等等。人民的自由被缩小，穆巴拉克的自由扩大了。（注57）穆巴拉克每次都以90%以上的得票率“再次当选”总统，执政党总是能“赢得”80%甚至95％以上的议会席位。与埃及相似，中东还有一些国家，例如约旦、科威特、摩洛哥、阿尔及利亚等（注58），在过去20多年中也经历过自由化，然后出现倒退、停滞。渐进主义在这个地区已成为停滞不前的代名词。
这些国家所实行的是“策略性的自由化”，目的在于缓解压力延续威权统治，而不是民主化。它们在政治学上被称为“自由化的独裁统治”（liberalized autocracy）或“独霸性选举威权政体”（hegemonic electoral authoritarianism）（注59）。对此，本文后面在讨论中国当前政体的类型归属时还会涉及，这里要说的是，以当下知识界的渐进主义回避开放党禁等重大变革、不要求自由化或只要求有限的自由化而言，它要进展到霸权式选举威权政体都是不可能的；即使政治转型在中国得以启动，以渐进主义中强烈的威权控制特质，前景也很可能是独霸性选举威权政体而不是自由民主政体。独霸性选举威权政体很可能会倒退或长期停滞不动，因为小步幅的开放更容易被取消或止步不前，亦即不向任何方向转型（注60）。（本文上面关于埃及的文字写于若干个月前，当即将提交发表的时候，埃及的情况已经发生了变化——2010年2月11日，穆巴拉克在大规模的民众抗议中倒台。我觉得没有必要对这段文字进行修改，因为正好可以提供一个关于埃及的较完整的故事：
埃及在经历了中国知识界的渐进主义不可与之同日而语的渐进改革后，陷入长期停滞，不向任何方向转型，最终不得不经历一场革命而启动转型。不管你是否相信，几个月前写作时我曾想到，在埃及和其他一些类似的国家，要真正启动民主转型仍然需要一场非暴力革命。）
现在对知识界盛行的渐进主义的精神气质作一总结。90年代以来，在经历了1989年的沉重打击之后，知识分子们重新出发，继续在艰难的环境下热情传播自由民主的价值。一方面，知识界一直对于政治改革滞后于经济改革不满，为政治改革的迟迟不能启动而焦虑，另一方面，许多人对民主转型的发生机理认识不清，而且对民主转型的心态是矛盾的。他们的一个核心考虑是策略，试图以低限度的要求说服或者说诱使统治精英开始政治改革，为此回避开放言禁党禁等重大问题，幻想着只要小的改革开始了会进一步引起大的改革。同时，他们又对民主转型的大变革忧心忡忡，担心会出现大的动荡、冲突，反对尽快开放党禁、全国大选。
正是这种自以为“现实”、“策略”和不自觉的自相矛盾，使得他们关于政治转型的总体主张与民主转型之间存在一种内在的紧张关系，具有反民主转型的特质。可以说，以回避开放党禁、全国选举等整体性变革而言，当代中国知识界盛行的其实是一种伪渐进主义。这种渐进主义（或许个别像张博树那样的学者的主张除外），由于所提要求的退让、不得要领，与民主转型之间实际上只有想象的联系；它试图通过回避、无限期延迟民主转型所要求的关键性变革而实现民主转型，没有什么比这更荒谬了。
过去20余年来，统治集团一直在反对“和平演变”也就是民主转型，知识界主张缓慢、渐进的改革，回避、反对尽快进行整体性的大变革，实际上与政府的宣传和政策有暗合之处、异曲同工之妙。不妨说，过去20年来，许多人，尽管也许是不经意的或者完全是善意的，却的确与官方之间有一个“共谋”，共同营造了一种反民主转型的舆论、精神氛围。这无疑是非常严厉、尖锐的指责，所以，在此重申一遍，我丝毫无意否定过去20年来知识界传播自由民主等价值所作出的显著贡献以及开拓言说空间的艰难，但知识界，特别是自由主义者，必须检点自己的言论，必须善于自我批判，因为知识精英对于中国未来负有特殊的责任。
还要看到，90年代以来的自由主义自称是经验主义的，却并没有认真研究经验、严肃对待经验。学者们虚构了“英国渐进改革道路”的神话，假定“如果不发生辛亥革命，是有可能通过渐进改革成功实现民主宪政的”，以虚构、假定为“经验”来论证渐进主义。由于资讯的封锁，也由于学者们自身的原因，长期以来知识界对于发生在当代的、与中国“改革开放”差不多同时拉开序幕（注62）的第三波民主化，却并没有给予充分了解、研究。渐进主义就是在这样不严肃对待经验、不认真研究经验、沉湎于空想的状态下产生和传播的，其主张者们实际上没有提出过一个恰当的案例来作为经验依据。
在一个需要大变革的时代，保守主义以自由主义的名义取得了主导地位。历来的民主派都要求快速民主化，但是当代中国的民主派却反了过来。渐进主义通常是拒绝改革的独裁者的借口，而在中国，知识分子却高举起来了这一旗帜。他们一方面渴望政治改革，另一方面又在真诚地呼吁政改应该“慢慢来”。本文在此断言，渐进主义是一个浪漫而有毒的玫瑰梦（注63），尽管无数的人声称它是中国走向民主宪政最现实、最优越的路径。
本文的一个基本判断是，当今中国作为一个兼具极权主义色彩的威权主义国家，在民主转型发生之前不可能有具有实际意义的制度、机制改革（注64），当民主转型发生的时候，变革将很可能是快速的，像绝大多数第三波民主化国家一样。
但是，这只是一种可能性。对于民主转型而言，精英人物的选择、战略至关重要。如果精英人物们的主导精神是保守的、强调威权控制的渐进主义，即使出现转型的契机，变革的机会也可能会散失；转型即便开启了也可能会出现反复、然后或许陷入长期停滞，像一些中东国家那样，不向任何方向转型。当然，不向任何方向转型还不是渐进主义可能会导致的惟一后果，对此，本文后面还会在适当地方进一步讨论。
至此，本文已基本完成对于渐进主义的批判。渐进主义的影响如此之深，本文的批评或许不少人不容易接受。“破山中贼易，破心中贼难”。但是，一种有利于民主转型的精神、舆论氛围是至关重要的。本文认为，无论是为了启动还是完成民主转型，思维方式都需要从“渐进改革”转变成“民主转型”。下面将提出一种不同于当下渐进主义的转型战略，为了便于理解，我称其为“大转型理论”。我将主要探讨变革的内容和顺序，同时也兼顾动力机制、转型模式等重大问题。
读者将会看到，那种以为只有小步幅、缓慢的改革才能平稳、有序地实现转型的假定是不成立的。在政治改革已经开始、政治控制松动的情况下，如果改革步伐太慢，对于中国这样一个有分裂、解体之虑的国家，是尤其危险的。慢的未必是稳的，快的未必会乱，情况更可能正好相反。只有奉行一种有着强烈时间意识、及时进行重大变革、先后顺序得当的战略，才能比较平稳、顺利地实现民主转型。
（未完待续）
注释
1、Timothy Garton Ash: We the People: The Revolution of 89(Cambridge in Association with Penguin Books, 1990, p45).
2、刘再复的一段表述体现了许多人在“6-4”之后的心境：“一九八九年下半年我有—种窒息感，一下子坠入没有边际的时间深渊，这种体验真是‘刻骨铭心’”。“经历了一次大沉重之后，反而轻松了。我真的好像死过—次，开始了第二人生。”（李泽厚、刘再复《告别革命》，第2页，香港天地图书有限公司，2004年，第5版）
3、“这些年来我已经受够了他们”，一位波兰老人在1989年6月4日的议会选举中，一边这样说着，一边划掉了选票上所有共产党候选人的名字。参见Timothy Garton Ash: We the People: The Revolution of 89, p28。
4、Bela Greskovits, Political Economy of Protest and Patience: Eastern European and Latin American Transformations Compared, p69 (Central European University Press , 1998).
5、参见Jan Fidrmuc，“Economic reform, democracy and growth during post-communist transition”（European Journal of Political Economy ，Vol. 19 (2003) 583–604）。中欧、东南欧、波罗的海国家（本文统称“东欧国家”）1995-1999年的平均GDP增长率为：波兰5.78，匈牙利3.23，保加利亚1.96 ，捷克1.34 ，斯洛伐克5.02 ，罗马尼亚0.74，阿尔巴尼亚6.14，克罗地亚4.28 ，马其顿1.4，斯洛文尼亚4.2，爱沙尼亚4.48，拉脱维亚3.22，立陶宛3.24 。经济转型初期，GDP下滑非常之大，相当一段时间后GDP才恢复到1989年的水平，但GDP增长率1995年后就开始纷纷超越1980年代。
6、参见Oleh Havrylyshyn： “Fifteen Years of Transformation in the Post-Communist World： Rapid Reformers Outperformed Gradualists. The Cato Institute. Center for Global Development and Prosperity.Development Policy Analysis. No v e m b e r 9 , 2 0 0 7 , n o . 4（http://www.cato.org/pub_display.php?pub_id=8781）。快速经济改革国家：波兰，捷克，斯洛伐克，爱沙尼亚，拉脱维亚，立陶宛。改革起点很高然后平稳推进的国家：匈牙利、克罗地亚、斯洛文尼亚。休克疗法流产的国家：阿尔巴尼亚、保加利亚、马其顿、吉尔吉斯坦、俄罗斯。渐进改革国家：罗马尼亚、阿塞拜疆、亚美尼亚、乌克兰、格鲁吉亚、卡扎克斯坦、塔吉克斯坦。只进行了非常有限改革的国家：白俄罗斯、土库曼斯坦、乌兹别克斯坦。
当时在经济转型上存在两种战略主张，一是快速的，二是渐进的。大爆炸战略主张者们认为，变革的迟缓会导致严重的寻租行为，产生对变革的抵制甚至使变革逆转。他们认为组织、制度的建构是非常重要的，但应在经济自由化之后实现。渐进主义者们担认为步子太快会导致更大的社会代价、给人们带来更大的痛苦。他们主张在自由化、私有化之前应先建立组织、制度，以保证得到最大效应。
后来的历史证明大爆炸主张们的担忧和判断是正确的。独联体国家的改革速度普遍要慢一些，经济自由化程度也明显不及东欧国家。其中，白俄罗斯、土库曼斯坦、乌兹别克斯坦的经济体制仍然非常类似于过去的计划经济。
俄罗斯、乌克兰等国家贫富差距悬殊，少数寡头控制了庞大的财富。（长期以来，国内知识界以为俄罗斯的经济改革是快速、激进的，但世界上并不准确。俄罗斯的休克疗法流产了，改革速度放慢，改革也并不彻底，只实行了中等程度的经济自由化。）
7、持这种观点的作品数不胜数，这里只列举两篇有真知灼见、十分难得的反驳文章供读者参考：吴敬琏《中国采取了“渐进改革”战略吗?》（《经济学动态》, 1994年第9期）；孙来祥《对一种“社会共识”的质疑》（《战略与管理》,1995年第1期）。
8、关于余英时演讲引发的讨论，徐友渔有一篇综述《关于激进与保守之争》（《社会科学论坛》2004年第21期）。余英时的演讲和相关讨论文章，在大陆有一个汇编本：《知识分子立场：激进与保守之间的激荡》（时代文艺出版社，1999年）。
9、余英时《中国近代思想史上的激进与保守》，见李世涛主编《知识分子立场：激进与保守之间的激荡》第1-29页。
10、这是李泽厚、刘再复本人对《告别革命》的评价。见《告别革命》第5版前言（香港天地图书公司，2004年，第５版）。
11、同上书，第6页。
12、同上书，第22页。
13、张灏《中国近百年来的革命思想道路》，见李世涛主编《知识分子立场：激进与保守之间的激荡》第42-56页。
14、李泽厚、刘再复《告别革命》第24页。
15、同上书，第60页。
16、同上书，289页。
17、同上书，300页。
18、同上书，302页。
19、 同上书，294页。
20、同上书，289页。
21、同上书，60页。
22、参见王天成《渐进民主——知识界的玫瑰梦》（在“中国的历史教训和未来挑战：大跃进五十周年和改革开放三十周年国际研讨会”上的发言，2008.12，
http://www.chinaelections.org/NewsInfo.asp?NewsID=140120）
23、钱乘旦、陈意新《走向现代国家之路》，第251页（四川人民出版社，1987年）。
24、中文译著如巴林顿•摩尔著、拓夫等译《民主和专制的社会起源》，第1至29页（华夏出版社，1987年）。英文原著如Arend Lijphart： The politics of accommodation: pluralism and democracy in the Netherlands，pp.96-97（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 ess, 1976）。
25、Dankwart A. Rustow, “Transitions to democracy: Toward a dynamic model”, Comparative Politics 2 (April,1970): 337-363。
26、例如，萧功秦总是强调“试错”、“渐进”、“演化”，但在谈到民初政党政治的时侯，却不再是这种态度（参见萧功秦《中国的大转型》（新星出版社，2008年），第66-68、234-238页）。他似乎不懂得民主政治也是需要成长的，而既然是民主政治的成长，也就必须先有民主。任何国家政党政治都是在民主架构下发达起来的。每一个新的民主政体诞生后，都存在一个政党制度化——也就是政党获得稳定性、有效性、价值——的问题。具有讽刺意味的是，萧功秦以急躁的眼光看待民初的政党政治，反过来又以此为依据来批判他所说的清末立宪、辛亥革命的激进主义，从而论证当代中国应该实行渐进主义、现在不宜进行重大的政治变革，似乎只有这样将来中国就会出现一个不再需要成长、巩固、制度化的民主政治。
27、例如，潘维就持这种观点。参加潘维《法治与未来中国政体》。
28、Louis I. Bredvold and Ralph G. Ross（Ｅｄ．）：Philosophy of Edmund Burke： a Selection from His Speeches and Writings ，ｐ161（University of Michigan Press ，1960）．
29、刘军宁《保守主义》，第8页（中国社会学出版社1998年）。
30、同上书，第195页。
31、同上书，第251页。
32、关于刘军宁将保守主义定格为自由主义，蒋庆有一篇很有启发意义的批评性文章，感兴趣的读者可以上网阅读：“柏克是保守主义的柏克而非自由主义的柏克 ——评刘军宁《保守主义》一书对柏克保守主义思想的严重误解”（原载《原道》第六辑，1999年）。
33、参见A.J.Greve为1910年版的柏克代表作《法国革命反思录》所写的导言。Edmund Burke: Reflections on the French Revolution（J. M. Dent & Sons Ltd,1910）。
34、哈耶克说，“严格说来，保守主义是一种正统的，或许是必要的，无疑是广泛传播的反对急剧变革的态度。”“法国革命以后的一个半世纪里，保守主义在欧洲政治中一直发挥着重要作用。在社会主义兴起之前，保守主义（在欧洲）的对立面是自由主义。”Friedlich A. Hayek: “The Constitution of Liberty”,p397(The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1978。
35、参见Louis I. Bredvold and Ralph G. Ross（Ｅｄ．）：Philosophy of Edmund Burke： a Selection from His Speeches and Writings，pp.156-208；John Mac Cunn: Political philosophy of Burke，pp.68-84(Edward Arnold, 1913)；刘军宁《保守主义》，第161-206页（中国社会学出版社，1998年）。
顺便说一句，刘军宁是西方保守主义的重要阐释者，但他本人似乎并不持渐进政治改革的观点。参见刘军宁《渐进改革之后——从改革到改制》（http://174.133.64.220/hero/liujn/25_1.shtml）
36、参见GARETH WILLIAMS：“ HAYEK’S CRITIQUE OF CONSTRUCTIVISM: A LIBERTARIAN APP.RAISAL”（http://www.libertarian.co.uk/lapubs/econn/econn085.pdf）；Madsen Pirie：“ WHY F A HAYEK IS A CONSERVATIVE”（Adam Smith Institute，1987. http://adamsmith.org/files/HayekConservative.pdf）。
37、较早的，例如，李泽厚在《告别革命》中，至少两次提到哈耶克、波普作为其渐进改良主义的论据。请参见该书293页、303页。这方面的论述相当多，很难一一整理。近些年较“系统”的论述，例如，邹建锋《中国渐进改革分析的四个维度》（香港中大中国研究服务中心，2003-10-21。http://is.gd/dtGGp)；
叶长茂《自生秩序视角下政治发展的模式选择》）（《学术探索》2009年第3期）。
38、参见F. A. Hayek: “on Kinds of Order in Society” (New Individualist Review, Vol.3, No.2,1960. 网上阅读: http://is.gd/dtGC0)。在这篇发表于1960年的重要论文中，哈耶克说明了自生秩序的主要领域：“这种自生秩序，我们发现不仅存在于诸如语言、法律……等制度、习惯的运作中——它们表现出一种明显是缓慢演化结果的永久性结构，也发现在市场的种种关系中，那些关系必须不断地自生自新，有助于它们不断重建的各种条件一直是演化形成的。”所以，根据哈耶克，语言、法律、市场是自生秩序的主要领域。但法律指的是民事法、刑事法，而不包括政治制度，因为人类有史以来的政治制度并没有永久性的结构。哈耶克认为，组织虽然是建构的，但其运作也需要自生秩序的补充。
关于自生秩序与组织的区别与关系，哈耶克后来又做了进一步阐释，请参见Law , Legislation and Liberty, Vol.3, pp.45-54(Routledge, 1973)。
39、F. A. Hayek: The Fatal Conceit, p37, in W. W. Baitley, III (ed.): the Collected Works of Friedrich August Hayek(Routledge,1988).
40、参见Friedlich A. Hayek: Law , Legislation and Liberty, Vol.3, pp.105-127(Routledge, 1973)
41、Karl Popp.er ：The Poverty of Historicism, II.（Economica, New Series, Vol. 11, No. 43 (Aug., 1944), pp.119-137）。波普《历史决定论的贫困》（The Poverty of Historicism）1944年分3次发表在“Economica”上，1957年出版成书。参见该书中文版第51－52页（杜汝楫、邱仁宗译，1987年）。在该书中，“零星社会工程”（piecemeal social engineering ）被译成“渐进社会工程”。
42、参见卡尔•波普《历史决定论的贫困》（杜汝楫、邱仁宗译），第50－73页；The Poverty of Historicism, II.（in Economica, 1944）; Open Society and its Enemies, pp.138-148 of Vol. I, and pp.135-134 of Vol. II (Routledge, 1944);John Gray: The Liberalism of Karl Popp.er (Government and Opposition, Vol. II, No. 3, Summer, 1976).
43、以波普对“整体工程”的批判、“零星社会工程”、 “试错论”来论证经济和政治上的渐进改革的人相当多，例如李泽厚、刘再复《告别革命》，第293页、303页；徐湘林《“摸着石头过河”与中国渐进政治改革的政策选择》（《天津社会科学》，2002 年第3期）；邹建锋《中国渐进改革分析的四个维度》（香港中大中国研究服务中心，2003-10-21）；陈德贶《卡尔•波普尔的“零星社会工程”理论及当代启示》（《黑龙江史志》，2008年第8期）；萧功秦《改革在不断试错中前行》（时代周刊访谈录，2009年1月），等等。
“零星社会工程”（piecemeal social engineering ）在许多人那里被译成“渐进社会工程”。这是一个并不贴切的翻译。“零星社会工程”不一定是渐进工程。当零星工程师有一个对于社会的远大理想的时候，他从事的是渐进工程。如果他只是要完成一个单项的改革，其工程就可能不是渐进的，不一定需要分解成更小的零星工程，尽管如果错了还可以继续调整。
44、Karl Popper: Open Society and its Enemies, Vol. I, p111.
45、同上书，p110。
46、参见John Gray: The Liberalism of Karl Popper.
47、朱学勤《1998:自由主义学理的言说》（《南方周末》，1998年12月25日）。
48、王力雄《递进民主：中国第三条道路》，引言（台湾大块文化，2006年）。顺便说一句，王力雄设计了一种与现代自由民主很不相同的、他称为“递进民主”的制度模式。那种模式是怪异的、没有任何经验验证过的。我认为是行不通的、不可能带来自由民主的。
49、17、18世纪的共和主义者和自由主义者都坚信人们有诉诸武力推翻暴政、改变政府的权力。著名的如约翰•洛克、约翰•亚当斯、托马斯•杰弗逊、帕特里克•亨利等。美国和法国的革命者们都自称是“爱国者”（patriot）。今天，在这个热兵器的时代，暴力革命的方式已经不可行了，但人民以集体行动铲除暴政的权利依然存在。古典共和主义、自由主义中那种为了自由而敢于奋斗的激情和勇气，永远是人们摆脱奴役获得自由的最重要的精神资源。
50、贺卫方、张博树、顾晓军是近年来少见的几个公开要求走向多党制、解除结社组党限制、允许反对党出现的人。关于张博树的观点，前面已经介绍过。2006年3月，贺卫方在被称为“新西山会议”的研讨会上，谈到了多党制，并批评共产党没有在政府部门登记注册，一段时间内产生了强烈反响（参见《贺卫方在“中国宏观经济与改革走势”（所谓“新西山会议”）座谈会上的发言》：http://is.gd/dtGcv）。作家顾晓军2010年5月在自己的博客上撰文呼吁培养反对党，也备受瞩目（参见顾晓军《反对党、反对派是遏制腐败的苦口良药》：http://is.gd/dtGxy）。所有的自由分子都对一党专制不满，但绝大多数只含糊笼统地谈论民主，回避直接明确涉及多党制、党禁问题，因而缺乏力量。
51、俞可平的相关论述前面已介绍过。关于周天勇的论述，请参见周天勇、王长江、王安岭《攻坚：中国政治体制改革研究报告》（新疆建设兵团出版社，2007年）。徐湘林的论述，请参见《以政治稳定为基础的中国渐进政治改革》（《战略与管理》，2000年第5期）；《“摸着石头过河”与中国渐进政治改革的政策选择》（《天津社会科学》，2002年第3 期）。
52、参见萧功秦《改革在不断试错中前行》（时代周刊访谈录，2009年1月）
53、参见Michael Ochs：“Turkmenistan: the quest for stability and control”, in Karen Dawisha and Bruce Parrott: Conflict, Cleavage, and Change in Central Asia and the Caucasus (Democratization and Authoritarianism in Post-Communist Societies) ,pp.312-313(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 1997)。
54、同上，p313。
55、同上，p323。
56、周舵认为应该从议会内部发源，像英美一样，而不是建立街头政党。请参见本文前面关于周舵转型方案的介绍和相应注释。
57、参见Jason Brownlee：“The Decline of Pluralism in Mubarak’s Egypt”（Journal of Democracy 13.4 (2002) 6-14）。
58、参见Daniel Brumberg：“The Trap of Liberalized Autocracy”（Journal of Democracy 13.4 (2002) 56-68）；Amr Hamzawy ：“Gradualism of Reform and Traditional Politics”（http://is.gd/dvj3M）。
59、参见Daniel Brumberg：“The Trap of Liberalized Autocracy”（Journal of Democracy 13.4 (2002) ；Larry Diamond: “Thinking about Hybrid Regimes”( Journal of Democracy Volume 13, Number 2 April 2002)。
60、参见Daniel Brumberg：“The Trap of Liberalized Autocracy”（Journal of Democracy 13.4 (2002)。
61、需要注意的是，一些西方文献在提到某些国家的民主转型时，也会说是“渐进”（gradual）的。例如，巴西、西班牙的转型。它们的转型是从政治自由化即开放言禁党禁等开始的。西班牙的转型只用了不到2年的时间。我国许多知识精英的渐进主义回避开放言禁党禁、全国选举等关键性变革，所以，我称其为“伪渐进主义”。本文并不反对分阶段、有合理时间安排的真渐进主义，而只反对伪渐进主义。本文后面将谈到，西班牙的转型在顺序、节奏的安排上，对于我们有重要的参考价值。
62、拉开第三波民主化序幕的是1974年的葡萄牙康乃馨花革命。红色中国的“改革开放”实际上在华国锋上台不久就开始了，而不是像官方为了抹杀某些事实所宣传的那样始于1978年的共产党十一届三中全会。
63、参见王天成《渐进民主：知识界的玫瑰梦》（在《中国的历史教训和未来挑战——纪念大跃进五十周年和改革开放三十周年》国际研讨会上的发言，2008年，http://is.gd/fndNP）。
64、我无意不加分辨地否定学者和活动分子们推动政府进行种种局部、细节改革特别是法制改革的意义，例如过去已经实现了的将“无罪推定原则”在一定程度上引入刑事诉讼法、建立行政听证制度、取消收容遣送、制定信息公开条列等等。但是，非常明显，总体上看，中国已经发展到这样一个阶段，即不启动总体性的政治变革向民主转型，便不太可能继续在局部改革上实现重大的、有实际意义的突破。同时，还必须看到，在政治不民主的大前提之下，所有已经在不同程度上推动实现了的局部改革，其实际效果都受到了严重影响。学者、活动分子们当然还可以继续在各自的领域争取新的变革，这种努力并非毫无意义，例如，即使达不到预期目的，也可以教育政府，同时，还是公民社会集聚力量的一种方式。可以说，学者、活动分子们过去许多争取局部改良的努力是宝贵的、值得赞赏的，但是，并不能以争取局部、细节的改革代替或延迟争取民主转型的整体性变革，不能假定局部、细节的渐进改革会最终导致民主转型的大变革，而且，今天必须警惕各种以拖延时间、规避民主转型为目的的伪改革。如果许多人都把争取民主转型作为最重要的事情，民主转型离我们就不远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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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天成： 发表于 2011/02/26 由 admin
（续第45期）
第五章 当前关于转型路径的主张（下）
四、渐进主义的历史与理论渊源
4.1 两个“8-9-6-4”
有两个截然不同的“8-9-6-4”，一个是黑色的，另一个是光明的，它们都深刻地影响了90年代以来的中国知识界。1989年4月15日至6月4日的56天，红色中国提供了一个被扼杀的民主转型案例。大规模的学生、市民抗议带来了转型的契机：统治集团内部分裂了，在温和派的努力下，部分开放了媒体，并寻求与反对阵营对话、协商。但部分幼稚、激进的学生主宰了天安门广场的局势，街头运动变得无法节制，同时统治集团内部温和派领导人的不谨慎也激怒了还在观望的强硬派首领。
最终，双方都本应尽可能避免的流血发生了，长安街上响起了反人类的枪声。这是发生在北京的“8-9-6-4”，中国因此错过了第三波民主化浪潮。在世界的另一个地方，还有一个“8-9-6-4”：同一天，瓦文萨领导的波兰团结工会赢得了根据圆桌会议协议举行的议会选举。“女士们、先生们，1989年6月4日，共产主义在波兰结束了！”一位漂亮的女演员在舞台上宣布（注1）。那是苏东共产主义阵营多米诺骨牌倒下的第一张骨牌。在接下来的时间里中，捷克斯洛伐克、东德、罗马尼亚、保加利亚、阿尔巴尼亚，都相继发生了大规模的群众抗议，最高统治者没有下令开枪，或者下令了，但军队、警察拒绝执行，历史改变了方向。波兰、匈牙利等东欧国家因此迅速地实现了民主化，并立即着手建立民主制度赖以为基础的自由市场经济。
在社会主义的大本营——苏联，其转型虽然是统治精英主动推行的，但转型还没有完成，国家崩溃、分裂了。苏联崩溃后，叶利钦在俄罗斯并没有抓住有利时机将建立民主体制置于优先地位，其经济制度转型的进程要比东欧、中欧国家曲折艰难。
北京的“8-9-6-4”结束了——被诬称为“动乱”的和平请愿运动，也结束了一个时代——纯朴而活跃、勇于面对未来、强调政治改革的80年代。镇压之后，知识分子面临的外部环境和他们内在的心境都发生了巨大的变化。统治集团清洗、整肃了内部的温和派，立法废止了宪法承诺的游行示威权利，加强了对大学的控制和“思想政治教育”，开展反“资产阶级自由化”运动。他们以前所未有的高调强调“稳定压倒一切”，似乎只有专制才能维持稳定、才能发展经济，如果实行民主就会乱、经济就发展不起来。在一段时间内，官方不再谈论要“深化政治体制改革以适应经济体制改革需要”，甚至经济体制改革也停滞了。不过，到了1992年，邓小平做出了一个影响深远的决定——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6-4”以后的知识界就是在这样的环境下思考、重新出发的。
最初的一段时间，许多人都“有—种窒息感，一下子坠入没有边际的时间深渊”，“真的好像死过—次”（注2）。但1992年邓小平南巡讲话之后，他们的心情也变得轻松、乐观起来，因为向自由市场经济转型符合一个广为人知的理论——民主政治必须立足于自由市场经济之上。
在“痛定思痛”之后，许多人对于自己曾置身于其中的80年代的态度也发生了变化，认为80年代是幼稚、激进、浪漫的，是思想多于学术的。他们要求自己变得理性起来，以更深的学术积累，传播包括自由主义在内的各种西方思潮，阐释“自由”、“民主”、“宪政”、“法治”的涵义和彼此复杂的关系，而在政治上却退却了，在政府明显比80年代更没有政治改革意愿的情况下，把希望集中到了政府主动改革上，而且几乎一致主张渐进改良主义。许多人对于年复一年“稳定压倒一切”的舆论宣传不以为然，但其思考却不约而同地打上了这一论调的烙印——既渴望转型又害怕转型，一谈到转型就联想到动荡、失序，强调要“渐进”、“有序”，假定那样就不会有“阵痛”了。
另一个截然不同的“8-9-6-4”也对90年代的中国知识界产生了巨大影响。然而，我国许多学者的看法大概是东欧、俄罗斯的人们想不到的。当东欧共产主义政权崩溃、瓦解的时候，“受够了他们（共产党）”（注3）的人们沉浸在欢庆之中，对未来充满了期待。随着经济转型的迅速启动，原本在危机中的经济大幅下滑，一些西方专家甚至担心会引发激烈的抗议、动荡，导致新生、脆弱的民主体制的破产。但人们，虽然不免沮丧，忍耐了——没有发生“激进的集体抗议、漫无节制的运动、大规模的罢工以及政治暴力”，转型时期的政治生活是相当稳定的（注4）。
改革2-4年后，一些国家的经济开始从低谷反弹，1995年至1999年绝大部分东欧国家GDP平均增长率都超越了80年代，走上了稳步增长之路（注5）。民主宪政体制巩固了，经济转型也最终获得了成功。2007年，著名的“加图研究所”（Cato Institute）发表了经济学家奥拉•哈夫里立辛（Oleh Havrylyshyn）的研究报告，总结了前苏东地区转型15年后的结果：变革快速、广泛的东欧国家要比变革较慢或只进行了有限改革的独联体国家，在经济增长、制度建构、吸引外资、贫富差距、减少贫困等方面的表现都明显要好，社会所承受的痛苦、付出的代价也更少（注6）。
但是，在西伯利亚以南的中国知识界，许多学者对于苏东转型的过程和成就并不十分了解，他们的看法总体上是相当负面、灰暗的。苏联的崩溃经常被简单地归结于改革速度太快。大量的学人，无论是官方的、投机的，还是有独立立场的，匆忙地得出了结论：苏东激进、快速的转型是灾难性的；还是中国渐进的经济体制改革模式好，政治体制改革也最好是渐进的（注7）。
对于官方而言，苏东剧变是一场噩梦，宣传媒体对东欧人民自豪的、结束专制的抗议运动讳莫如深，将那里发生的一切统称为“动荡”，认为必须避免步苏东后尘，而知识分子们从不同的角度得出了近似的结论——不能走苏东道路。
归结起来，80年代最后一年北京城的呼喊与血光，留给许多人的不是悲壮的激励，而是沉重的打击。苏东共产主义的崩溃本来是人类自由的重大胜利，但在西伯利亚以南的中国留下的却是阴影，挫伤了人们对转型的渴望，激起的是对转型的畏惧。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下，中国知识界的思想发生了断裂、转向。
4.2 “激进—保守”、“革命—改良”
从90年代上半期开始，发生了一场关于“激进与保守”的争论，这是中国知识界思想转向的一个重要标志和来源。不过，触发这一讨论的不是90年代的著述，而是普林斯顿大学教授余英时1988年在香港的一次题为《中国近代思想史上的激进与保守》的演讲。余英时在演讲中阐明了晚清以降中国思想演进的一个极其重要的现象，就是不断激进化——从主张西方政治制度，进而全盘否定中国的文化传统；从倡导政治改良到要求政治革命，到主张共产主义社会革命，最后发展到主张文化革命。余英时的演讲最后落在对80年代下半期比“五四”反传统有过之而无不及的文化反思热的反思上。在80年代末大陆知识界激烈的文化反思热正当高潮的时候，也许没有多少人会耐心倾听余英时的批评。但是，在“6•4”之后特殊的心态、氛围之下，余英时的演讲在90年代初传到大陆之后却激起了热烈的反响（注8）。
的确，余英时所揭示的不断激进化现象，对于我们理解近代中国的历史和思考国家、民族的未来，具有很高的价值。非常明显，共产党人要砸碎一切、重建世界的极端的社会革命，以及“五四”和文化反思热对中国传统伦理文化偏激、全盘的否定，是必须批判的。在相当长的时间中，特别是1949年以后，保守主义被彻底污名化，“保守”一词被等同于“愚昧”、“落后”、“顽劣”，一切激进的东西都被冠以“进步”、“觉醒”的名义而受到膜拜，整个社会的文化缺乏精神宽容和不同思想的激荡、制约。
正如余英时所指出的，“相对于任何文化传统而言，在比较正常的情况下‘激进’和‘保守’应该在紧张中保持一种动态的平衡”；“在一个要求变革的时代，‘激进’往往成为主导的价值，但‘保守’则对‘激进’发生一种制约作用”；“在一个要求安定的时代，‘保守’常常是思想的主调，而‘激进’则发挥着推动的作用”（注9）。
然而，大陆知识界经过这场“激进—保守”的讨论之后，在“保守”获得正名的同时，“激进”却被污名化了。像过去一样，不少人陷在简单化的、“激进—保守”的二元对峙思维中，以“激进—保守”论是非，只是这次情形反转了过来：“保守的”是正确的、现实的、好的，“激进的”则是浪漫的、灾难性的，在理论上只反激进主义、不反保守主义。
在这一批判“激进”、转向“保守”的思潮中，特别需要提到的是80年代影响很大的两位学者——李泽厚、刘再复1995年在香港发表的著名的《告别革命》一书。这一“没有严格的论述论据”、“只是表述看法”（注10）的对话录，却是知识界倒向保守的重要著作。李泽厚、刘再复说，“20世纪的中国，从上到下都太激进”（注11）。“当务之急是发展经济”，政治民主“远不是当今中国现实所急需”。中国未来的发展应该遵循“经济发展——个人自由——社会正义——政治民主”的逻辑顺序（注12）。不过，对话录最重要的，是提出了“告别革命”，正如其标题所显示的。华人学者张灏将历史上所发生的革命区分为“小革命”（政治革命）与“大革命”（社会革命）（注13），对“小革命”持同情态度。李泽厚、刘再复并没有进行这样的区分。
“我们所说的革命，是指以群众暴力等急剧方式推翻现有制度和现有政权的激烈行动”。影响20世纪中国命运的最重要的事件就是革命，对其充分反省才是最根本的反省，21世纪不能再革命了（注14）。“我（李泽厚）赞成英国式的改良，不赞成法国式的、暴风骤雨式的大革命，这种革命方式付出的代价太沉重了”（注15）。辛亥革命带给中国的是一个大烂摊子，是一大堆无序的混乱、破坏。“辛亥革命未必必要”,“戊戌变法可能成功”。共产党仍然是有重要效能的支柱力量，在相当长时间内不可能有另外的力量、机构替代它，“可以反对它，批判它，攻击它，但我不赞成打倒它，取缔它，摧毁它”（注17）。改良也就是进化（evolution）,是相对于革命（revolution）而言的,即“不是通过突变、飞跃、革命，而是通过改良、改革、积累而取得进步”（注18）。“法制、理性、渐进、建设”（注19）。“改良比革命好”（注20）。
李泽厚、刘再复的对话录发表后引起了强烈反响。晚清发生的“革命-改良”之争再度被激活。尽管有不少人对于彻底否定革命并不认同，但“改良优于革命”显然成了绝大多数人的共识。
我也不赞成暴力革命，因为那样的时代已然逝去。然而，问题在于李泽厚、刘再复要告别的不只是暴力革命。他们还要告别突变、飞跃，假定不经历突变、飞跃就可以实现民主。他们只主张缓慢的演化、渐进的改革，其中还包含了一个未经证实的预设，就是不仅改良优于革命，渐进的改良也优于快速、急剧的改革（东欧的快速、急剧变革，在他们看来是不可取的）。
李泽厚自述早在1978年，他就提出了“法国式”与“英国式”不同道路之分，认为后者优于前者（注21）。的确，在进入90年代之前，一些知识分子就开始反思法国革命、推崇英国道路。但是，这一思潮的兴盛却是在进入90年代之后，它构成了知识界思考政治转型路径的最重要的理论来源。
学者们热烈地谈论着英国与法国历史的不同。英国道路是经验主义的，法国道路是理性主义的或者理性的狂妄自负。英国的民主宪政是通过不断改革形成的，是在历史的岁月中逐渐演化、成长起来的。它的反面教材是法国革命，是法国革命的血腥、暴力、恐怖和动荡不宁。
我对学术界关于法国革命的不少这类反思也是认同的。然而，英国道路是否可以用“渐进改革”来概括，在此必须予以辨析。
4.3英国道路的迷雾
英国的政治现代化之路是漫长的，的确有渐进和演化的特点，但其整个历程却不能以“渐进改良”、“渐进改革”概括之。在争取自由的过程中，英国人革命次数之多，在世界史上也是罕见的。英国现代政府制度的发端可以追溯到遥远的1215年，那一年，一个要求国王尊重一系列臣民权利、自由的宪法文件——著名的《大宪章》横空出世了。但《大宪章》并不是国王自觉自愿颁布的，而是暴力革命胜利的果实。贵族们披坚戴甲，发动起义，攻陷伦敦，俘虏了国王约翰，强迫他签署了一份投降协议书，也就是《大宪章》（Magna Carta），又称“自由大宪章”（Magna Carta Libertatum）。
此后半个多世纪中，为了迫使国王们承认、尊重《大宪章》，人们又数次发动起义。特别应提到的是1263年爆发的内战，孟特福侯爵（Montfort）率领骑士在新兴市镇的支持下赢得胜利。1265年，蒙特福召开了英国历史上第一次有直接选举产生的骑士、市民代表参加的大议事会（National Council），这是英国现代议会制的开端。在频仍的内战中，人们逐渐认识到战争并不是宪章、权利的可靠保障，而需要发展出相应的机构、机制。另一方面，君主们也在相当程度上受到了驯化，认识到了遵守承诺、尊重臣民意见的“好处”。英国因此走上了向议会制政府演进的道路，议会的权力逐渐由弱到强、在政治生活中变得越来越重要。
但是，到了17世纪，随着封建制的日落西山，欧洲大陆国家走向了绝对君主制，英国的君主也想起而效法。结果是尽人皆知的：1642年，革命爆发了，7年后查理一世被送上断头台。1688年的“光荣革命”几乎没有流血，但依然是诉诸了武力的革命。受英国议会的邀请，荷兰执政、未来的英国国王威廉三世，率军从西南登陆，詹姆斯二世闻风逃跑了。“光荣革命”后，议会的最高地位得以稳固，代议制、分权、司法独立的现代政制框架全面确立，英国成了一个披着君主制外衣的共和国。
英国从此告别了革命，但政治现代化没有停止。责任内阁制、现代政党体制逐步演化了出来；经过1832年、1867年、1884年选举改革，成年男性获得了普选权。然而，这些和平的演化、改革都是在现代政制的大本大原已经确立的前提下发生的。在大本大原的确立过程中，每一次飞跃都是以刀剑开道的。
所以，从英国政治现代化的全部历程看，所谓英国道路是“渐进改革”、“渐进改良”显然是一种虚构、曲解。如果较准确地概括，其路径可以说是“革命、改革，再革命、再改革，直至革命不需要了，然后深化改革”（注22）。
事情是如此明显，因此就提出了一个问题：盛行于中国知识界的“英国渐进改革之路”的神话是如何产生的？答案就在于，学者们回避或淡化17世纪末以前的历次暴力革命，只强调“光荣革命”以后的政治发展历程。
一个较早的例子，是历史学家钱乘旦、陈意新1987年出版、销量很大的《走向现代国家之路》。这本书归纳了三种政治现代化模式：英国的“渐进改革之路”、法国的“人民革命之路”、德国的“民族失败之路”。作者从1215年《大宪章》的颁布一直谈到19世纪中叶后普选权的逐步实现、20世纪50年代上议院的改革，但是却只根据1688年“光荣革命”以后选举权扩大的历程，将英国模式归结为“渐进改革之路”，强调说“英国通过三百年演变，和平长入现代社会，走了一条渐进改革的路”（注23），“光荣革命”以前的历史消失了。
不过，必须说明的是，像是钱乘旦、陈意新这样以偏概全，似乎并非空穴来风，而源于对西方学者的匆忙解读或简单搬用——不少西方学者也经常提到英国的民主化是渐进的（注24）。这无疑是一个非常容易引起误解的表述。但在西方学者那里，所谓“英国的民主化”，指的主要是19世纪亦即从1832年开始的选举权的逐步扩大过程，中国学者却将这一表述含糊笼统地解读成英国政治现代化的总体路径。造成这种差异的一个原因在于对这一语境中“民主”的理解。一提到民主，中国学者想到的是整个现代政制架构，西方学者指的是现代政制的一个维度。在谈到“英国渐进民主化”时，他们指的是现代政制框架基本成形之后英国在一个更小的领域政治发展的历程，而不是其整个政治制度是在没有经历暴力革命的情况下逐步改革形成的。
在西方人看来，“光荣革命”形成的虚君共和政府虽然包含了民主的成分，但由于没有建立在一人一票的普选制之上，仍然是不民主的。特别是工业革命之后，大量脱离了土地的中产阶级和劳工群体没有选举权，英国的政治生态是非常不民主的，所以还存在政治民主化的问题。但这个民主化，不是“大民主化”，而是“小民主化”，是在总体政制、宪法框架不变的前提下的民主化。与“大民主化”相比，“小民主化”的艰巨性和复杂性要相对低得多，因为过去的革命造就了一个开放的政治系统，具备渐进改良的制度条件，不必改变整体制度框架就可以吸收新兴政治力量。
可以从英国政治现代化之路中得到什么教益呢？英国的宪政民主之路特别漫长是可以理解的。从中世纪到16世纪荷兰革命之前，君主制在西方思想中似乎具有天然的正确性，占据着绝对的正统地位，现代民主宪政制度对于人们是难以思议的。英国的宪政主义、代议制政体就是在这样的文化背景下，从13世纪开始发祥的，没有蓝图、没有计划，经过多次革命，到17世纪末，才完成从君主制政府向代议制政府的转型，后来又经过渐进改革，完成向大众民主政府的转型。“光荣革命”后不久，英国的自由政府制度就成为世界的榜样、现代政治文明最重要的渊源。但是，虽然人们可以学习英国的自由政府制度，却不必要也不可能复制摹仿英国的政治现代化路经。
英国的道路是与英国特殊的社会政治结构紧密相连的，今天的时代无论是社会结构还是精神氛围都与历史上的英国大不相同。今天，在已有样板的前提下，可以在较短的时间内建立现代民主宪政制度框架，而不必像英国一样在黑暗中经历没漫长曲折的抗争探索、逐步形成自由政治制度框架。今天的时代，平等已成为人们共信的原则，也没有理由像英国一样经过多次改革将选举权扩大到全体国民，逐步实现民主化。
英国自由政府的基本原理具有普遍性，但其发展路经是独特的，并不具有典型性。当代民主转型研究之父丹克沃特•罗斯托（Dankwart Rustow）就认为，在探讨民主转型的发生原理时，英国及其移民国家美国、加拿大、新西兰、澳大利亚等并不是恰当的案例（注25）。我并不是说英国道路没有任何可供我们吸取的地方。英国道路虽然有独特之处，但依然包含了重要的教益。无论在18世纪前革命的时代还是以后的渐进改革年代，英国的政治现代化都是社会力量、掌权者之间博弈的结果，而不是政府单方面的行为，这是尤其不应忘记的。
工业革命之后，人们运用集会、结社、媒体为实现普选权进行了不懈抗争。1832年选举改革之前公众情绪相当激烈，由于改革法的通过，才使英国避免了一场革命。所以，还不应忘记的是，英国是在自由政府整体框架建立之后才走上渐进改良之路的，一种开放的政治制度框架的确立为渐进改革铺平了道路、提供了表达平台。
这里需要特别提及的是，中国一些学者一个思想混乱之处就在于，在民主制度整体框架建立之前主张渐进主义，却不能以渐进的心态看待转型之后新生民主体制的幼稚、缺陷。你经常看到一些人将民国初年政坛的纷乱归结为转型太快、条件不成熟，想象着如果通过渐进改革实现转型就可以避免那些现象了（注26）。当看到台湾立法院内的纷乱时，他们同样怀疑台湾是否具备了民主的条件，甚至认为华人文化不适宜于接受民主（注27）。他们太急于为渐进主义寻找依据，以至于不能认识到，新生的民主共和政府需要一个成长或渐进改良的过程。在真正需要渐进主义心态、渐进主义已然成为可能的时候，他们抛弃了渐进主义，变成了急躁主义，并反过来以这种肤浅的、自相矛盾的解读作为主张渐进主义的论据。
不仅对于英国道路的扭曲性解读深刻影响了90年代以来的中国知识界，下面将看到，与英国有密切关系的保守主义，以及与保守主义有密切关系的20世纪英美自由主义，对于90年代以来的中国知识界也极其重要。
4.4 保守的自由主义
现在就来讨论90年代以来中国自由主义中的保守主义。这里要提出“90年代的自由主义”的概念，因为自由主义在当代中国的传播并非始于90年代，但与80年代思想差异明显、90年代以来的自由主义，其基调、表述在90年代就形成了，90年代以后的论述没有新意、是不重要的。
90年代的自由主义对于民主、自由、宪政等概念的认识超越了80年代，但在精神气质上是退却、保守的。它认为自己承继、传播的是英美传统，是经验主义的、真正的自由主义。但正是这一自认为找到了正宗的自由主义，为渐进主义提供了最有影响的学理论证，似乎不赞成渐进主义便不是自由主义。
重新认识、解读西方保守主义，是90年代中国自由主义主要的特征之一。熟悉政治思想史的人知道，18世纪的英国政治家、思想家埃德蒙•柏克（Edmund Burke）对法国革命的批判，奠定了西方保守主义的原则。柏克推崇传统，反对发生在法国的暴力革命，反对深刻影响了法国革命的理性主义。法国革命试图根据抽象的哲学原则，破坏全部传统以重建整个社会，“改变思想、法律、道德，……改变人、事物、语言……摧毁一切，是的，一切，因为一切必须重新开始”（注28），这正是现代极权主义的先声。柏克在法国革命发生后不久就敏锐地觉察出了这一精神气质的危险性，可以说是反对现代世界极权主义的先知。可是，长期以来，深刻影响了法国革命者的卢梭在中国备受推崇，反对法国革命的柏克却被污名化、不受重视。进入90年代后，在反激进主义思潮的激励下，以及随着对西方学术界关于柏克研究的接触的加深，中国学术界也重新认识、解读了柏克及其开创的保守主义。
一个相当有影响的观点是，保守的柏克与自由的柏克是同一个柏克，保守主义实际上是自由主义传统的一个分支。著名学者刘军宁写道：“柏克的英国保守主义是要维护英国传统的自由”，“没有自由的传统，就没有英国的保守主义”（注29）；“保守主义与自由主义有一个共同的基础，这就是自由的传统”（注30）；“保守主义在根本上是人类自由主义大传统的一部分。”（注31）
关于柏克的保守主义是否可以定格为自由主义的一个流派，对其详加讨论已超出本文范围（注32）。这里需要说明的是，尽管柏克对法国革命的批判包含了敏锐的洞见、永恒的智慧，但他的批判显然缺乏对法国社会状况的足够了解，也完全忽略了法国君主专制的压迫、暴虐（注33）。尤其需要说明的是，柏克之被定义为思想史上的保守主义者，不是因为他否认自由的价值，而是因为他不只推崇自由的价值（他还推崇传统、宗教等），更是因为他对于变革的态度。保守主义者并不一定反对变化，保守主义的定义性特征是反对快速、剧烈的变革。弗里德里希•哈耶克（Friedlich A. Hayek）就将保守主义定义为“反对急剧变革的态度”（注34）。作为保守主义的鼻祖，柏克生活在“光荣革命”以后的英国，他立足于英国的政治传统与现状，谴责法国革命，反对突变和飞跃。他强调历史的连续性，持一种演化主义的历史观，主张渐进改革的发展路径（注35）。
他的这种观点在“光荣革命”以后的英国是完全可以理解的。但是，在一个仍然是专制统治的国家，评判这一主张的政治价值时，却不能回避本国的现实，也不能只看到柏克对法国革命批判的合理性，还要看到更多国家的经验——绝大多数自由国家在结束专制走向自由的时候，都经历了革命、突变和飞跃。
哈耶克是另一个对于90年代中国自由主义影响特别重大的西方思想家。哈耶克将毕生的精力都用在了捍卫人类自由、反对计划经济和社会主义上。40年代，西方国家对于市场经济的前途缺乏信心，哈耶克写下了其成名作《通向奴役之路》，警告如果引入计划经济，结果将是纳粹的国家社会主义、极权主义。他继承了柏克的演化主义历史观，复兴了亚当•斯密的古典自由主义，提出了“自生秩序”（spontaneous order）、又称“扩展秩序”（extended order）的概念，以批判建构主义(constructivism)。所谓“自生自发秩序”并不是离开人们行为的自然秩序，它也是人的行为的结果，但却不是人类设计、强加于社会的秩序，而是人们在交流交易中所形成的规则、从社会内部逐渐演化产生的秩序。社会的演化是一个永恒的过程，其发展方向是不可预知的。与自生秩序相对立的是一种错误的建构理性主义（constructivistic rationalism），它试图对社会实施整体控制、根据理性原则来设计社会。社会主义、计划经济是没有效率的，因为知识、资讯分散在社会的各个角落，是少数中央计划者所不可能充分收集、掌握的；也是危险的，因为会导致国家权力的扩张，并使得权力集中在少数几个人手里。（注36）
哈耶克的著作在90年代被大量引进到中国，其“自生秩序”概念风行于知识、理论界。对于红色中国而言，传播哈耶克自生秩序思想的重要性是不容置疑的。可是，吊诡的是，这一原本为了反对计划经济、极权主义的概念，由于中国知识分子自身的原因，却给思考民主转型路径带来了混乱。一些人不仔细阅读哈耶克的著作，不辩析自生秩序所适用的领域，想当然地将其拿来主张逐步演化、渐进发展的政治转型路径（注37），似乎不经历突变飞跃就可以演化、渐进出一种民主宪政制度。其实，在哈耶克那里，自生秩序并非无所不包。
哈耶克的核心关注在于自生秩序，但他还区分出了一种不同的秩序，就是“组织”（organization）。“根据事先的计划安排各部分之间的关系所形成的秩序叫‘组织’”，哈耶克说（注38）。组织处于市场、道德、习俗等自生秩序的大社会（the Great Society）的包围之中，但并非不重要。“如果强调扩展或者说宏观秩序的自生性给人造成这样一种印象，即在宏观秩序中刻意的组织从来就不重要，那将导致误解”，哈耶克写道（注39）。在多种多样的组织中，政府组织无疑是最庞大、显著的。尽管政府制度的运作也需要自生秩序的补充，但即使是哈耶克，他也不会简单化地用“自生秩序”概念来说明从专制到民主的转型。民主转型的目的不是为了重建整个社会，只是要建立权力受限制的自由政府制度。政府制度主要是建构的，却并不属于哈耶克所反对的建构理性。自从英国提供了代议制立宪政府范例之后，所有自由国家的宪法都是舶来品、带有理性设计的特点。基于其秩序分类学，哈耶克没有否定政府制度的建构理性，他本人就构想了一个自由宪法模式，以期弥补民主政治的缺陷、更好地实现法治（注40）。
英国哲学家卡尔•波普（Karl Popper）是又一个对90年代中国自由主义有着强烈影响的人物。他是与哈耶克齐名的、20世纪反极权主义最杰出的思想家之一。他批判了历史决定论即认为科学可以认识历史发展规律、预言人类未来的思想，以及与这一思想紧密相连的“整体或者说乌托邦社会工程”（holistic or utopian social engineering），而主张以符合人类认识逻辑的“零星社会工程”（piecemeal social engineering）改良社会。整体或者说乌托邦工程“目的在于根据一个明确的计划或蓝图再造整个社会”，与此相对，零星社会工程师，无论他是否怀有对社会作为整体的某些理想，总是“努力作出一些能够不断改进的小规模的调整和再调整来实现其目的”（注41）。整体工程是不科学、不理性的、反民主的。社会作为整体并不能成为科学研究的对象，科学只能研究社会的某些方面、某些事实。重建整个社会的效果是难以预计的，人们没有足够的知识和经验来制定这样的计划。改造整个社会将给许多人带来不便，人们中间势必存在激烈的分歧，革命者们会选择压制批评和不同意见，以威权方式推行改造计划。一旦走上这条路，他们此后也不能容忍对于缺点、错误的批评。最终，他们极可能会形成一个新阶级，新社会的新统治阶级、新官僚贵族，他们会掩盖这一事实，用革命的意识形态为其权力辩护、稳固自己的统治。
与整体、乌托邦工程不同，零星社会工程是科学、理性、民主的。零星工程师的心态是开放而不是封闭的。他知道自己的知识非常有限，人们只能从错误中学习。其方法是试错的，允许反复的试验和继续调整。它寻找和对治社会最严重、急迫的弊病，而不是追求社会最大的、终极的美善，也更容易得到人们的支持。零星工程不会导致权力的集中。其成败更容易评估，即使失败了，也不是大错，能容忍人们自由讨论。（注42）
波普的政治哲学在80年代末开始传入中国，90年代以后才流行开来。与哈耶克的经济、社会理论一样，波普这一反极权主义、捍卫自由民主的学说，对于批判49年以后中国的乌托邦工程当然是重要的，但同样吊诡的是，它也被用来反对快速的民主转型（注43）。结束专制、建立民主被望文生义地当作了整体工程，被认为应该分解为许多细小的部分缓慢推进。而在波普那里，“整体社会工程”并不泛指所有重大的变革，“整体主义”（holism）特指将社会当成整体对待、探究的方法，“整体社会工程”也就是乌托邦工程。
波普毕生都在捍卫自由民主制度，从来不曾将建立民主宪政当成整体工程。仔细阅读其著作就会发现，波普并不认为可以通过渐进改革终结专制、建立民主。在1944年出版的《开放社会及其敌人》中，他写道：“在一个不民主的国家，实现合理改革的惟一途径，是以暴力推翻政府并引进民主政体架构。”（注44）只有在民主政体架构建立的前提下，理性的机构、体制改革才是可能的（注45）。
不过，波普的核心关注不是如何建立民主框架，而是在民主框架已经存在的前提之下，找到一种既可以改良社会、又不会破坏民主的方法（零星社会工程）。所以，他的自由主义缺乏一种政治发展理论（注46）。他只是附带论及了政治革命。顺便说一句，如果波普在写作时知道非暴力政治抗争的力量，以及目睹了第三波民主化的经验，他就不会认为只能以暴力革命推翻专制了。
1998年被一些人界定为当代中国自由主义浮出水面的一年。那年底，著名学者朱学勤在《南方周末》上发表文章，宣布自由主义在中国开始了公开言说。朱学勤这样界说自由主义：“它首先是一种学理，然后是一种现实要求。它的哲学观是经验主义，与先验主义相对而立；它的历史观是试错演进理论，与各种形式的历史决定论相对而立；它的变革观是渐进主义的扩展演化，与激进主义的人为建构相对而立。它在经济上要求市场机制，与计划体制相对而立；它在政治上要求代议制民主和宪政法治，既反对个人或少数人专制，也反对多数人以‘公意’的名义实行群众专政;在伦理上它要求保障个人价值，认为各种价值化约到最后，个人不能化约，不能被牺牲为任何抽象目的的工具。”（注47）这一界说将渐进演化的变革观置于优先地位、视其为自由主义的定义性特征，似乎不持渐进、演化的变革观，就不是自由主义。
朱学勤高扬演化主义和渐进变革，显然直接源于对哈耶克和实际上并不太保守的波普的解读，而远承保守主义的开山祖师柏克。那么，他如此界说自由主义，在知识界有多大的代表性呢？我并不打算断言我国所有的自由主义者都是渐进改革主义者或者退却到极点的演化主义者，但是以哈耶克、波普为代表的20世纪英美自由主义对于90年代以来中国知识界影响的巨大，却应该是不争的事实。独立学者王立雄曾这样写道：“我知道眼下思潮对制度设计普遍反感。波普尔（K. Popper）对总体论的批判及其‘零碎工程学’基本成为大陆思想界学界共识”（注48）。虽然我并不赞成王力雄设计的没有任何经验基础、与现代自由民主制度很不相同的“民主”方案，但是他对哈耶克、波普在中国知识界的影响的描述却是准确的。
没有疑问，哈耶克关于自生秩序的阐释、波普关于整体工程的批判，对于反思1949年以后中国的极权主义是宝贵的智识资源。但是，他们的理论中所包含的演化主义或渐进改良主义是否可以解释为自由主义特别是政治自由主义的定义性特征，尤其是，是否可以当作解构极权、专制的路径，却是另外一个问题。本文前面提到，在前苏东社会主义阵营崩溃后，实行快速、急剧经济变革的国家要比变革较慢和不彻底的国家成功，这表明解构与自生秩序背道而驰的社会主义计划经济时，选择渐进主义未必明智。本文刚才的分析还表明，自生秩序、整体工程的概念并不适用于终结专制政府、建立民主架构的政治变革，以哈耶克、波普为依据来主张渐进的民主转型路径是建立在对他们的片面解读与滥用之上。
从这个角度看，90年代以来的中国自由主义既没有严肃对待其西方智识资源，也没有严肃对待中国还没有终结专制的现实。这样说丝毫不意味着否定它在传播自由民主价值方面的显著贡献，但其在建构理论、公开言说时存在的轻率和盲目的一面也是显而易见的。
从西方自由主义谱系看，90年代以来的中国自由主义虽然自称是英美自由主义，却不是恰当解读的哈耶克、波普等人的20世纪英美自由主义，更加不是17、18世纪主张革命的约翰•洛克、撰写《独立宣言》的托马斯•杰弗逊、起草美国宪法的詹姆斯•麦迪逊等人的英美自由主义。回顾西方政治思想史，自由主义曾与王权主义、保守主义相对立，积极要求改变现状，是激进的。随着社会主义、极权主义的兴起，它反对人为设计、改造整个社会，只赞成渐进的改良和演化，变成保守的。
这种保守的精神气质，在已经拥有自由民主的国家是可以理解的，因为那些地方并不需要大变革，可是在仍然面临着解构极权、专制艰巨任务的地方却是不适宜的，因为那里需要大变革。90年代以来的中国自由主义，不分时间、场域地拥抱了20世纪西方自由主义中这种保守的精神气质，使自己变成了一只跛脚鸭。
顺便还说一句，柏克开创的西方保守主义对于当下中国特别有价值的是其对于传统、宗教的态度，而不是其渐进主义。90年代以来的中国知识界，得益于重新认识了保守主义，相应地对儒家文化传统的态度也开始变得理性一些，但是今天依然有不少人没有从“五四”到80年代末以来激烈的反传统情节中摆脱出来，不愿意了解中国传统文化对于生命与自由的价值，未能认识到仁义廉耻等传统道德对于自由社会的重要性。换言之，许多自由知识分子对西方保守主义的吸收侧重于其政治方面，而政治保守主义则恰恰是最不适合当今中国现实的。
本文第三章说过，渐进主义者的一个重要考虑是策略，认为只有提出较低的要求统治集团才有可能接受，才是现实的。从这个角度看，渐进主义是一种无奈主义。但是，事情并不止于此。自由知识分子的学理论证使使渐进主义获得了理论上的正当性，成为一种被人深信的、自觉自愿的政治发展观。这是因为自由主义比官方意识形态更有吸引力，它的解释更容易赢得信任。
然而，上面的分析表明，90年代以来的自由主义对于渐进主义的学理论证是站不住脚的，并且它其实是以自由主义的名义发登场的保守主义。自由的渴望与保守的精神纠结在一起，是当今中国知识界的基本特质。
在一个需要大变革的时代，如果保守是思想的基调，大变革是不太可能发生的。保守主义并不一定反对变化，但其精神气质却绝对不是积极进取的。要想获得民主自由，必须有一种积极、大胆的政治发展观。这种积极、大胆的精神，可以在当代发生的、席卷全球的第三波民主化中找到，也可以在英美革命时期的近代共和主义、古典政治自由主义中找到（注49）。以民主转型而言，中国知识界从柏克的保守主义、哈耶克的新古典经济自由主义中去寻找资源，是投错了门。哈耶克、波普都没有建构一种政治发展理论,尽管他们的学说与民主转型的大变革并不矛盾。
上面阐释了90年代以来渐进主义的历史、学术背景，分析了其历史、理论依据。分析表明，渐进主义者们对于苏联东欧的急剧转型所下的负面结论是匆忙的、站不住脚的；以遥远的英国道路、当代的哈耶克等英美自由主义者为依据，是基于对英国道路、哈耶克等人的片面或者说扭曲性解读。简言之，盛行于当下中国知识界的渐进主义实际上是从错误的依据得出的错误的结论。下面将讨论渐进主义的政治后果，以结束对渐进主义的集中批判。
五、渐进主义的政治后果
渐进主义的不良政治后果是多方面的，这里着重从民主转型发生的角度讨论。渐进主义是一种政治发展观，也是一种心态、一种思维方式。前面说过，渐进主义者们，除极个别例外，普遍回避要求开放党禁等民主转型的关键性变革，因为他们认为统治精英们不可能同意。在他们看来，只有提出低限度的、不涉及现制度根本原则的要求，才是现实的。然而，一个并不难明白的道理是，如果不提出民主转型所需要的关键性变革，那么民主转型就更加不可能发生。你连要求都没有提出来，他为什么要改？醉心于与民主转型无关或关系不大的小改小革，不要求尽快开放党禁、不要求直接选举国家领导人，这正是渐进主义思维方式所导致的后果之一。
在专制制度已经散失了正当性、不再被人们所认同的情况下，由于这种无原则的退让，渐进主义大大缓解了专制政府的政治压力，消解了对于民主的呼声。当然，可以理解，发出要求开放党禁等重大变革的声音是不容易也是有风险的，但是，如果多一些像贺卫方、张博树、顾晓军那样的学者（注50），风险也就降低了，言说空间就会扩大，一种要求转型的舆论压力就会形成。而渐进主义妨碍了这种舆论压力的形成。
民主转型的发生并不能靠要求的可怜、卑躬屈膝而换来，几乎没有例外——盟军占领下的德国、日本除外——是社会与掌权者之间博弈角力的结果。渐进主义将希望寄托在依靠政府单方面的点滴改革上，因而，它的另一个严重后果，就是导致人们消极、被动地等待。多少年来，许多人就是在等待、盼望中度过的，等待盼望着中国的戈尔巴乔夫、叶利钦的出现。当一届领导人让人失望的时候，人们又把希望寄托在下一届领导人身上，不知道应该从自己身上寻找希望。人们太在意领导人的姿态，哪怕仅仅是语言上一点含糊其辞的新提法，也会被过度猜测解读；太在意政府的任何“开明”之举，哪怕是显然没有多少实际意义的伪改革，也会受到过度的赞许、吹捧，沉浸在与民主转型的想象的联系之中。
渐进主义不仅为统治精英玩弄语言游戏和进行种种规避、对抗民主转型的伪改革提供了接受、容忍空间，也为他们进行这类伪改革拖延时间或干脆不进行任何调整、停滞不前以及给体制内学者为此进行辩护提供了理论依据。你经常听到一些领导人说“民主需要一个过程，应当循序渐进”。这就是他们对不进行改革所作出的解释。
过去30年明明是拒绝真正的民主改革的历史，却被俞可平、周天勇、徐湘林（注51）们说成是中国一直在进行“渐进政治体制改革”；过去30年——就政治制度而言——明明是知错不改的历史，却被保守到几近病态的萧功秦美化为“改革在不断试错中前行”（注52）。渐进主义在中国已然成为知识分子的鸦片，许多学者一方面借此表达了对与民主的向往、不受良心谴责，另一方面又迎合了政府、获得了免受打压乃至跻身学界显贵的机会。
不过，这一集装箱鸦片对那些被动吸烟者影响更大——渐进主义还有一个严重后果，就是它一再渲染开放党禁、全国大选不仅在目前是不现实的也是危险的，会导致动荡混乱，有意无意与统治集团“稳定压倒一切”的宣传交相呼应，使人们对民主转型没有信心、处于想象的恐惧之中。以渐进主义反对尽快开放党禁、举行全国自由选举而言，它是反自由化、反民主化的，但渐进主义最严重的问题还不是这种反民主转型的主张。它最严重的问题在于萎靡人的意志、精神，使人没有面对大变革的决心和勇气，都变成“现实的”、“策略的”、不积极争取未来的封闭的个体。一个民族的心态史也就是其政治史。我写这篇论文，一个重要目的就是希望人们的心灵能变得积极、开放、刚强、勇敢起来。
为了有助于评判当下中国保守、畏缩的渐进主义能走多远，这里要介绍两个也声称奉行渐进主义、站在十字路口的国家。它们一个离我们不远，另一个是文明古国。首先要介绍的是前苏联联盟共和邦土库曼斯坦。
在独立前，土库曼斯坦共产党领导人抵制了戈尔巴乔夫的自由化改革，虽然举行了“共和国”总统直接选举，但不过是苏联传统风格的“选举”，而不是有多个候选人的竞争性选举。在从苏联解体中获得独立后，土库曼斯坦统治精英们也声称要建立自由民主制度，但是他们说，俄罗斯和其他独联体国家所启动的变革“导致或加剧了经济困境、政治冲突、社会不稳、族群紧张，在有的地方还引起了战争”，所以土库曼斯坦应该遵循一种“慢速的、演化式的改革路径”，从而最终实现民主而又避免这些混乱不幸（注53）。“稳定高于一切”，土库曼斯坦的领导人们说（注54）（像中国领导人）。共产党在土库曼斯坦被更名为“民主党”，但是今天这个国家仍然是从苏联的崩溃中独立的国家中改变最少的，在“自由之家”的评估中，是世界上最不自由的国家之一，比中国的排名还靠后。其经济体制仍然类似于苏联时期的计划体制，政治制度是具有强烈个人色彩的独裁体制。媒体充斥着对总统尼亚佐夫的赞扬，这位“土库曼的领袖”，以全民“公决”延长任期，或以90%甚至接近100%的得票率“当选连任”。在谈到政党问题时，尼亚佐夫说，不应该引进其他国家的政党制度，政党“应该是自然成长的”（注55）（有点像周舵的观点（注56）。在时间的河流中，土库曼斯坦以渐进的名义停滞了。
现在让我们把眼光转向中东，那里有一批国家声称在走渐进改革之路，埃及——人类文明的发源地之一——是其中最著名的。在80年代，刚上台的埃及总统穆巴拉克表示要逐步实行民主，推行过相当显著的政治自由化：释放政治犯，允许媒体批评政府官员；在1987年的议会选举中，反对党赢得20%的席位；非政府组织增加了数千个。然而，此后不久，风向变了，“去自由化”（deliberalization）发生了:重新开始控制，操控扭曲选举，打压反对党，关闭报纸，监禁人权活动者，破坏民间组织，等等。人民的自由被缩小，穆巴拉克的自由扩大了。（注57）穆巴拉克每次都以90%以上的得票率“再次当选”总统，执政党总是能“赢得”80%甚至95％以上的议会席位。与埃及相似，中东还有一些国家，例如约旦、科威特、摩洛哥、阿尔及利亚等（注58），在过去20多年中也经历过自由化，然后出现倒退、停滞。渐进主义在这个地区已成为停滞不前的代名词。
这些国家所实行的是“策略性的自由化”，目的在于缓解压力延续威权统治，而不是民主化。它们在政治学上被称为“自由化的独裁统治”（liberalized autocracy）或“独霸性选举威权政体”（hegemonic electoral authoritarianism）（注59）。对此，本文后面在讨论中国当前政体的类型归属时还会涉及，这里要说的是，以当下知识界的渐进主义回避开放党禁等重大变革、不要求自由化或只要求有限的自由化而言，它要进展到霸权式选举威权政体都是不可能的；即使政治转型在中国得以启动，以渐进主义中强烈的威权控制特质，前景也很可能是独霸性选举威权政体而不是自由民主政体。独霸性选举威权政体很可能会倒退或长期停滞不动，因为小步幅的开放更容易被取消或止步不前，亦即不向任何方向转型（注60）。（本文上面关于埃及的文字写于若干个月前，当即将提交发表的时候，埃及的情况已经发生了变化——2010年2月11日，穆巴拉克在大规模的民众抗议中倒台。我觉得没有必要对这段文字进行修改，因为正好可以提供一个关于埃及的较完整的故事：
埃及在经历了中国知识界的渐进主义不可与之同日而语的渐进改革后，陷入长期停滞，不向任何方向转型，最终不得不经历一场革命而启动转型。不管你是否相信，几个月前写作时我曾想到，在埃及和其他一些类似的国家，要真正启动民主转型仍然需要一场非暴力革命。）
现在对知识界盛行的渐进主义的精神气质作一总结。90年代以来，在经历了1989年的沉重打击之后，知识分子们重新出发，继续在艰难的环境下热情传播自由民主的价值。一方面，知识界一直对于政治改革滞后于经济改革不满，为政治改革的迟迟不能启动而焦虑，另一方面，许多人对民主转型的发生机理认识不清，而且对民主转型的心态是矛盾的。他们的一个核心考虑是策略，试图以低限度的要求说服或者说诱使统治精英开始政治改革，为此回避开放言禁党禁等重大问题，幻想着只要小的改革开始了会进一步引起大的改革。同时，他们又对民主转型的大变革忧心忡忡，担心会出现大的动荡、冲突，反对尽快开放党禁、全国大选。
正是这种自以为“现实”、“策略”和不自觉的自相矛盾，使得他们关于政治转型的总体主张与民主转型之间存在一种内在的紧张关系，具有反民主转型的特质。可以说，以回避开放党禁、全国选举等整体性变革而言，当代中国知识界盛行的其实是一种伪渐进主义。这种渐进主义（或许个别像张博树那样的学者的主张除外），由于所提要求的退让、不得要领，与民主转型之间实际上只有想象的联系；它试图通过回避、无限期延迟民主转型所要求的关键性变革而实现民主转型，没有什么比这更荒谬了。
过去20余年来，统治集团一直在反对“和平演变”也就是民主转型，知识界主张缓慢、渐进的改革，回避、反对尽快进行整体性的大变革，实际上与政府的宣传和政策有暗合之处、异曲同工之妙。不妨说，过去20年来，许多人，尽管也许是不经意的或者完全是善意的，却的确与官方之间有一个“共谋”，共同营造了一种反民主转型的舆论、精神氛围。这无疑是非常严厉、尖锐的指责，所以，在此重申一遍，我丝毫无意否定过去20年来知识界传播自由民主等价值所作出的显著贡献以及开拓言说空间的艰难，但知识界，特别是自由主义者，必须检点自己的言论，必须善于自我批判，因为知识精英对于中国未来负有特殊的责任。
还要看到，90年代以来的自由主义自称是经验主义的，却并没有认真研究经验、严肃对待经验。学者们虚构了“英国渐进改革道路”的神话，假定“如果不发生辛亥革命，是有可能通过渐进改革成功实现民主宪政的”，以虚构、假定为“经验”来论证渐进主义。由于资讯的封锁，也由于学者们自身的原因，长期以来知识界对于发生在当代的、与中国“改革开放”差不多同时拉开序幕（注62）的第三波民主化，却并没有给予充分了解、研究。渐进主义就是在这样不严肃对待经验、不认真研究经验、沉湎于空想的状态下产生和传播的，其主张者们实际上没有提出过一个恰当的案例来作为经验依据。
在一个需要大变革的时代，保守主义以自由主义的名义取得了主导地位。历来的民主派都要求快速民主化，但是当代中国的民主派却反了过来。渐进主义通常是拒绝改革的独裁者的借口，而在中国，知识分子却高举起来了这一旗帜。他们一方面渴望政治改革，另一方面又在真诚地呼吁政改应该“慢慢来”。本文在此断言，渐进主义是一个浪漫而有毒的玫瑰梦（注63），尽管无数的人声称它是中国走向民主宪政最现实、最优越的路径。
本文的一个基本判断是，当今中国作为一个兼具极权主义色彩的威权主义国家，在民主转型发生之前不可能有具有实际意义的制度、机制改革（注64），当民主转型发生的时候，变革将很可能是快速的，像绝大多数第三波民主化国家一样。
但是，这只是一种可能性。对于民主转型而言，精英人物的选择、战略至关重要。如果精英人物们的主导精神是保守的、强调威权控制的渐进主义，即使出现转型的契机，变革的机会也可能会散失；转型即便开启了也可能会出现反复、然后或许陷入长期停滞，像一些中东国家那样，不向任何方向转型。当然，不向任何方向转型还不是渐进主义可能会导致的惟一后果，对此，本文后面还会在适当地方进一步讨论。
至此，本文已基本完成对于渐进主义的批判。渐进主义的影响如此之深，本文的批评或许不少人不容易接受。“破山中贼易，破心中贼难”。但是，一种有利于民主转型的精神、舆论氛围是至关重要的。本文认为，无论是为了启动还是完成民主转型，思维方式都需要从“渐进改革”转变成“民主转型”。下面将提出一种不同于当下渐进主义的转型战略，为了便于理解，我称其为“大转型理论”。我将主要探讨变革的内容和顺序，同时也兼顾动力机制、转型模式等重大问题。
读者将会看到，那种以为只有小步幅、缓慢的改革才能平稳、有序地实现转型的假定是不成立的。在政治改革已经开始、政治控制松动的情况下，如果改革步伐太慢，对于中国这样一个有分裂、解体之虑的国家，是尤其危险的。慢的未必是稳的，快的未必会乱，情况更可能正好相反。只有奉行一种有着强烈时间意识、及时进行重大变革、先后顺序得当的战略，才能比较平稳、顺利地实现民主转型。
（未完待续）
注释
1、Timothy Garton Ash: We the People: The Revolution of 89(Cambridge in Association with Penguin Books, 1990, p45).
2、刘再复的一段表述体现了许多人在“6-4”之后的心境：“一九八九年下半年我有—种窒息感，一下子坠入没有边际的时间深渊，这种体验真是‘刻骨铭心’”。“经历了一次大沉重之后，反而轻松了。我真的好像死过—次，开始了第二人生。”（李泽厚、刘再复《告别革命》，第2页，香港天地图书有限公司，2004年，第5版）
3、“这些年来我已经受够了他们”，一位波兰老人在1989年6月4日的议会选举中，一边这样说着，一边划掉了选票上所有共产党候选人的名字。参见Timothy Garton Ash: We the People: The Revolution of 89, p28。
4、Bela Greskovits, Political Economy of Protest and Patience: Eastern European and Latin American Transformations Compared, p69 (Central European University Press , 1998).
5、参见Jan Fidrmuc，“Economic reform, democracy and growth during post-communist transition”（European Journal of Political Economy ，Vol. 19 (2003) 583–604）。中欧、东南欧、波罗的海国家（本文统称“东欧国家”）1995-1999年的平均GDP增长率为：波兰5.78，匈牙利3.23，保加利亚1.96 ，捷克1.34 ，斯洛伐克5.02 ，罗马尼亚0.74，阿尔巴尼亚6.14，克罗地亚4.28 ，马其顿1.4，斯洛文尼亚4.2，爱沙尼亚4.48，拉脱维亚3.22，立陶宛3.24 。经济转型初期，GDP下滑非常之大，相当一段时间后GDP才恢复到1989年的水平，但GDP增长率1995年后就开始纷纷超越1980年代。
6、参见Oleh Havrylyshyn： “Fifteen Years of Transformation in the Post-Communist World： Rapid Reformers Outperformed Gradualists. The Cato Institute. Center for Global Development and Prosperity.Development Policy Analysis. No v e m b e r 9 , 2 0 0 7 , n o . 4（http://www.cato.org/pub_display.php?pub_id=8781）。快速经济改革国家：波兰，捷克，斯洛伐克，爱沙尼亚，拉脱维亚，立陶宛。改革起点很高然后平稳推进的国家：匈牙利、克罗地亚、斯洛文尼亚。休克疗法流产的国家：阿尔巴尼亚、保加利亚、马其顿、吉尔吉斯坦、俄罗斯。渐进改革国家：罗马尼亚、阿塞拜疆、亚美尼亚、乌克兰、格鲁吉亚、卡扎克斯坦、塔吉克斯坦。只进行了非常有限改革的国家：白俄罗斯、土库曼斯坦、乌兹别克斯坦。
当时在经济转型上存在两种战略主张，一是快速的，二是渐进的。大爆炸战略主张者们认为，变革的迟缓会导致严重的寻租行为，产生对变革的抵制甚至使变革逆转。他们认为组织、制度的建构是非常重要的，但应在经济自由化之后实现。渐进主义者们担认为步子太快会导致更大的社会代价、给人们带来更大的痛苦。他们主张在自由化、私有化之前应先建立组织、制度，以保证得到最大效应。
后来的历史证明大爆炸主张们的担忧和判断是正确的。独联体国家的改革速度普遍要慢一些，经济自由化程度也明显不及东欧国家。其中，白俄罗斯、土库曼斯坦、乌兹别克斯坦的经济体制仍然非常类似于过去的计划经济。
俄罗斯、乌克兰等国家贫富差距悬殊，少数寡头控制了庞大的财富。（长期以来，国内知识界以为俄罗斯的经济改革是快速、激进的，但世界上并不准确。俄罗斯的休克疗法流产了，改革速度放慢，改革也并不彻底，只实行了中等程度的经济自由化。）
7、持这种观点的作品数不胜数，这里只列举两篇有真知灼见、十分难得的反驳文章供读者参考：吴敬琏《中国采取了“渐进改革”战略吗?》（《经济学动态》, 1994年第9期）；孙来祥《对一种“社会共识”的质疑》（《战略与管理》,1995年第1期）。
8、关于余英时演讲引发的讨论，徐友渔有一篇综述《关于激进与保守之争》（《社会科学论坛》2004年第21期）。余英时的演讲和相关讨论文章，在大陆有一个汇编本：《知识分子立场：激进与保守之间的激荡》（时代文艺出版社，1999年）。
9、余英时《中国近代思想史上的激进与保守》，见李世涛主编《知识分子立场：激进与保守之间的激荡》第1-29页。
10、这是李泽厚、刘再复本人对《告别革命》的评价。见《告别革命》第5版前言（香港天地图书公司，2004年，第５版）。
11、同上书，第6页。
12、同上书，第22页。
13、张灏《中国近百年来的革命思想道路》，见李世涛主编《知识分子立场：激进与保守之间的激荡》第42-56页。
14、李泽厚、刘再复《告别革命》第24页。
15、同上书，第60页。
16、同上书，289页。
17、同上书，300页。
18、同上书，302页。
19、 同上书，294页。
20、同上书，289页。
21、同上书，60页。
22、参见王天成《渐进民主——知识界的玫瑰梦》（在“中国的历史教训和未来挑战：大跃进五十周年和改革开放三十周年国际研讨会”上的发言，2008.12，
http://www.chinaelections.org/NewsInfo.asp?NewsID=140120）
23、钱乘旦、陈意新《走向现代国家之路》，第251页（四川人民出版社，1987年）。
24、中文译著如巴林顿•摩尔著、拓夫等译《民主和专制的社会起源》，第1至29页（华夏出版社，1987年）。英文原著如Arend Lijphart： The politics of accommodation: pluralism and democracy in the Netherlands，pp.96-97（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 ess, 1976）。
25、Dankwart A. Rustow, “Transitions to democracy: Toward a dynamic model”, Comparative Politics 2 (April,1970): 337-363。
26、例如，萧功秦总是强调“试错”、“渐进”、“演化”，但在谈到民初政党政治的时侯，却不再是这种态度（参见萧功秦《中国的大转型》（新星出版社，2008年），第66-68、234-238页）。他似乎不懂得民主政治也是需要成长的，而既然是民主政治的成长，也就必须先有民主。任何国家政党政治都是在民主架构下发达起来的。每一个新的民主政体诞生后，都存在一个政党制度化——也就是政党获得稳定性、有效性、价值——的问题。具有讽刺意味的是，萧功秦以急躁的眼光看待民初的政党政治，反过来又以此为依据来批判他所说的清末立宪、辛亥革命的激进主义，从而论证当代中国应该实行渐进主义、现在不宜进行重大的政治变革，似乎只有这样将来中国就会出现一个不再需要成长、巩固、制度化的民主政治。
27、例如，潘维就持这种观点。参加潘维《法治与未来中国政体》。
28、Louis I. Bredvold and Ralph G. Ross（Ｅｄ．）：Philosophy of Edmund Burke： a Selection from His Speeches and Writings ，ｐ161（University of Michigan Press ，1960）．
29、刘军宁《保守主义》，第8页（中国社会学出版社1998年）。
30、同上书，第195页。
31、同上书，第251页。
32、关于刘军宁将保守主义定格为自由主义，蒋庆有一篇很有启发意义的批评性文章，感兴趣的读者可以上网阅读：“柏克是保守主义的柏克而非自由主义的柏克 ——评刘军宁《保守主义》一书对柏克保守主义思想的严重误解”（原载《原道》第六辑，1999年）。
33、参见A.J.Greve为1910年版的柏克代表作《法国革命反思录》所写的导言。Edmund Burke: Reflections on the French Revolution（J. M. Dent & Sons Ltd,1910）。
34、哈耶克说，“严格说来，保守主义是一种正统的，或许是必要的，无疑是广泛传播的反对急剧变革的态度。”“法国革命以后的一个半世纪里，保守主义在欧洲政治中一直发挥着重要作用。在社会主义兴起之前，保守主义（在欧洲）的对立面是自由主义。”Friedlich A. Hayek: “The Constitution of Liberty”,p397(The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1978。
35、参见Louis I. Bredvold and Ralph G. Ross（Ｅｄ．）：Philosophy of Edmund Burke： a Selection from His Speeches and Writings，pp.156-208；John Mac Cunn: Political philosophy of Burke，pp.68-84(Edward Arnold, 1913)；刘军宁《保守主义》，第161-206页（中国社会学出版社，1998年）。
顺便说一句，刘军宁是西方保守主义的重要阐释者，但他本人似乎并不持渐进政治改革的观点。参见刘军宁《渐进改革之后——从改革到改制》（http://174.133.64.220/hero/liujn/25_1.shtml）
36、参见GARETH WILLIAMS：“ HAYEK’S CRITIQUE OF CONSTRUCTIVISM: A LIBERTARIAN APP.RAISAL”（http://www.libertarian.co.uk/lapubs/econn/econn085.pdf）；Madsen Pirie：“ WHY F A HAYEK IS A CONSERVATIVE”（Adam Smith Institute，1987. http://adamsmith.org/files/HayekConservative.pdf）。
37、较早的，例如，李泽厚在《告别革命》中，至少两次提到哈耶克、波普作为其渐进改良主义的论据。请参见该书293页、303页。这方面的论述相当多，很难一一整理。近些年较“系统”的论述，例如，邹建锋《中国渐进改革分析的四个维度》（香港中大中国研究服务中心，2003-10-21。http://is.gd/dtGGp)；
叶长茂《自生秩序视角下政治发展的模式选择》）（《学术探索》2009年第3期）。
38、参见F. A. Hayek: “on Kinds of Order in Society” (New Individualist Review, Vol.3, No.2,1960. 网上阅读: http://is.gd/dtGC0)。在这篇发表于1960年的重要论文中，哈耶克说明了自生秩序的主要领域：“这种自生秩序，我们发现不仅存在于诸如语言、法律……等制度、习惯的运作中——它们表现出一种明显是缓慢演化结果的永久性结构，也发现在市场的种种关系中，那些关系必须不断地自生自新，有助于它们不断重建的各种条件一直是演化形成的。”所以，根据哈耶克，语言、法律、市场是自生秩序的主要领域。但法律指的是民事法、刑事法，而不包括政治制度，因为人类有史以来的政治制度并没有永久性的结构。哈耶克认为，组织虽然是建构的，但其运作也需要自生秩序的补充。
关于自生秩序与组织的区别与关系，哈耶克后来又做了进一步阐释，请参见Law , Legislation and Liberty, Vol.3, pp.45-54(Routledge, 1973)。
39、F. A. Hayek: The Fatal Conceit, p37, in W. W. Baitley, III (ed.): the Collected Works of Friedrich August Hayek(Routledge,1988).
40、参见Friedlich A. Hayek: Law , Legislation and Liberty, Vol.3, pp.105-127(Routledge, 1973)
41、Karl Popp.er ：The Poverty of Historicism, II.（Economica, New Series, Vol. 11, No. 43 (Aug., 1944), pp.119-137）。波普《历史决定论的贫困》（The Poverty of Historicism）1944年分3次发表在“Economica”上，1957年出版成书。参见该书中文版第51－52页（杜汝楫、邱仁宗译，1987年）。在该书中，“零星社会工程”（piecemeal social engineering ）被译成“渐进社会工程”。
42、参见卡尔•波普《历史决定论的贫困》（杜汝楫、邱仁宗译），第50－73页；The Poverty of Historicism, II.（in Economica, 1944）; Open Society and its Enemies, pp.138-148 of Vol. I, and pp.135-134 of Vol. II (Routledge, 1944);John Gray: The Liberalism of Karl Popp.er (Government and Opposition, Vol. II, No. 3, Summer, 1976).
43、以波普对“整体工程”的批判、“零星社会工程”、 “试错论”来论证经济和政治上的渐进改革的人相当多，例如李泽厚、刘再复《告别革命》，第293页、303页；徐湘林《“摸着石头过河”与中国渐进政治改革的政策选择》（《天津社会科学》，2002 年第3期）；邹建锋《中国渐进改革分析的四个维度》（香港中大中国研究服务中心，2003-10-21）；陈德贶《卡尔•波普尔的“零星社会工程”理论及当代启示》（《黑龙江史志》，2008年第8期）；萧功秦《改革在不断试错中前行》（时代周刊访谈录，2009年1月），等等。
“零星社会工程”（piecemeal social engineering ）在许多人那里被译成“渐进社会工程”。这是一个并不贴切的翻译。“零星社会工程”不一定是渐进工程。当零星工程师有一个对于社会的远大理想的时候，他从事的是渐进工程。如果他只是要完成一个单项的改革，其工程就可能不是渐进的，不一定需要分解成更小的零星工程，尽管如果错了还可以继续调整。
44、Karl Popper: Open Society and its Enemies, Vol. I, p111.
45、同上书，p110。
46、参见John Gray: The Liberalism of Karl Popper.
47、朱学勤《1998:自由主义学理的言说》（《南方周末》，1998年12月25日）。
48、王力雄《递进民主：中国第三条道路》，引言（台湾大块文化，2006年）。顺便说一句，王力雄设计了一种与现代自由民主很不相同的、他称为“递进民主”的制度模式。那种模式是怪异的、没有任何经验验证过的。我认为是行不通的、不可能带来自由民主的。
49、17、18世纪的共和主义者和自由主义者都坚信人们有诉诸武力推翻暴政、改变政府的权力。著名的如约翰•洛克、约翰•亚当斯、托马斯•杰弗逊、帕特里克•亨利等。美国和法国的革命者们都自称是“爱国者”（patriot）。今天，在这个热兵器的时代，暴力革命的方式已经不可行了，但人民以集体行动铲除暴政的权利依然存在。古典共和主义、自由主义中那种为了自由而敢于奋斗的激情和勇气，永远是人们摆脱奴役获得自由的最重要的精神资源。
50、贺卫方、张博树、顾晓军是近年来少见的几个公开要求走向多党制、解除结社组党限制、允许反对党出现的人。关于张博树的观点，前面已经介绍过。2006年3月，贺卫方在被称为“新西山会议”的研讨会上，谈到了多党制，并批评共产党没有在政府部门登记注册，一段时间内产生了强烈反响（参见《贺卫方在“中国宏观经济与改革走势”（所谓“新西山会议”）座谈会上的发言》：http://is.gd/dtGcv）。作家顾晓军2010年5月在自己的博客上撰文呼吁培养反对党，也备受瞩目（参见顾晓军《反对党、反对派是遏制腐败的苦口良药》：http://is.gd/dtGxy）。所有的自由分子都对一党专制不满，但绝大多数只含糊笼统地谈论民主，回避直接明确涉及多党制、党禁问题，因而缺乏力量。
51、俞可平的相关论述前面已介绍过。关于周天勇的论述，请参见周天勇、王长江、王安岭《攻坚：中国政治体制改革研究报告》（新疆建设兵团出版社，2007年）。徐湘林的论述，请参见《以政治稳定为基础的中国渐进政治改革》（《战略与管理》，2000年第5期）；《“摸着石头过河”与中国渐进政治改革的政策选择》（《天津社会科学》，2002年第3 期）。
52、参见萧功秦《改革在不断试错中前行》（时代周刊访谈录，2009年1月）
53、参见Michael Ochs：“Turkmenistan: the quest for stability and control”, in Karen Dawisha and Bruce Parrott: Conflict, Cleavage, and Change in Central Asia and the Caucasus (Democratization and Authoritarianism in Post-Communist Societies) ,pp.312-313(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 1997)。
54、同上，p313。
55、同上，p323。
56、周舵认为应该从议会内部发源，像英美一样，而不是建立街头政党。请参见本文前面关于周舵转型方案的介绍和相应注释。
57、参见Jason Brownlee：“The Decline of Pluralism in Mubarak’s Egypt”（Journal of Democracy 13.4 (2002) 6-14）。
58、参见Daniel Brumberg：“The Trap of Liberalized Autocracy”（Journal of Democracy 13.4 (2002) 56-68）；Amr Hamzawy ：“Gradualism of Reform and Traditional Politics”（http://is.gd/dvj3M）。
59、参见Daniel Brumberg：“The Trap of Liberalized Autocracy”（Journal of Democracy 13.4 (2002) ；Larry Diamond: “Thinking about Hybrid Regimes”( Journal of Democracy Volume 13, Number 2 April 2002)。
60、参见Daniel Brumberg：“The Trap of Liberalized Autocracy”（Journal of Democracy 13.4 (2002)。
61、需要注意的是，一些西方文献在提到某些国家的民主转型时，也会说是“渐进”（gradual）的。例如，巴西、西班牙的转型。它们的转型是从政治自由化即开放言禁党禁等开始的。西班牙的转型只用了不到2年的时间。我国许多知识精英的渐进主义回避开放言禁党禁、全国选举等关键性变革，所以，我称其为“伪渐进主义”。本文并不反对分阶段、有合理时间安排的真渐进主义，而只反对伪渐进主义。本文后面将谈到，西班牙的转型在顺序、节奏的安排上，对于我们有重要的参考价值。
62、拉开第三波民主化序幕的是1974年的葡萄牙康乃馨花革命。红色中国的“改革开放”实际上在华国锋上台不久就开始了，而不是像官方为了抹杀某些事实所宣传的那样始于1978年的共产党十一届三中全会。
63、参见王天成《渐进民主：知识界的玫瑰梦》（在《中国的历史教训和未来挑战——纪念大跃进五十周年和改革开放三十周年》国际研讨会上的发言，2008年，http://is.gd/fndNP）。
64、我无意不加分辨地否定学者和活动分子们推动政府进行种种局部、细节改革特别是法制改革的意义，例如过去已经实现了的将“无罪推定原则”在一定程度上引入刑事诉讼法、建立行政听证制度、取消收容遣送、制定信息公开条列等等。但是，非常明显，总体上看，中国已经发展到这样一个阶段，即不启动总体性的政治变革向民主转型，便不太可能继续在局部改革上实现重大的、有实际意义的突破。同时，还必须看到，在政治不民主的大前提之下，所有已经在不同程度上推动实现了的局部改革，其实际效果都受到了严重影响。学者、活动分子们当然还可以继续在各自的领域争取新的变革，这种努力并非毫无意义，例如，即使达不到预期目的，也可以教育政府，同时，还是公民社会集聚力量的一种方式。可以说，学者、活动分子们过去许多争取局部改良的努力是宝贵的、值得赞赏的，但是，并不能以争取局部、细节的改革代替或延迟争取民主转型的整体性变革，不能假定局部、细节的渐进改革会最终导致民主转型的大变革，而且，今天必须警惕各种以拖延时间、规避民主转型为目的的伪改革。如果许多人都把争取民主转型作为最重要的事情，民主转型离我们就不远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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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怜,可悲,可恨,可耻
可怜,可悲,可恨,可耻
作者: 丁小明 2011-03-02 09:21:26 [点击:92]
这是一篇超过“阿Q正传”的小说,它刻划出在共产党底下生活过的你我的影子,看完
它,我不得不仰望苍天”天哪,我们还算人吗”!?
不说仍旧社会在那地狱的,当我听到在西方社会受了高等教育(许多还是靠美国学校
的资助完成),有着这儿中层以上生活的破口大骂”妈的.美国,害老子得苦巴巴上班.要
是老子在中国,怎么也比今天强,有几个二奶伺候”.我看到实在不是东西的自己..在
我看着五毛们一边享受着西方生活给他的福利自由,一面为营头小利出卖灵魂,说着
一些自己也不信的混帐时,我忍不住一声”猪狗不如”!.一个从进美国后就以眼睛不好
月月拿着美国政府的残废救济(一个没有对这国家做出任何贡献的)的无耻在电台大
放厥词,颠倒黑白攻击这如此宽容饲养着他的国家,是人的都会毫不犹豫地训斥”不知
廉耻忘恩负义的畜牲”!
中共的无神论把人们逼得十分现实,中共官员好话说尽,好处觅绝,坏事做透的榜样让
普通中国人不坏也难.多少人看自己象个骆驼,瞧别人都是蚂蚁.伤人十分,自己得毫
厘___干!动一指而利天下___去他妈的.唯利是图,不辩是否,有利可图,不惜说自己妈
妈是赛金花再世.巴结权贵,敢让主子的畜牲狗凌驾于自己骨肉头上方便.这是今天的
中国人吗?或者中国人本来就是这样?!
中共的伪善其表,豺狼其心下骇人听闻的行径吓得许许多多深受其害的憎恨全世界.绝
望下,许多可怜虫成了赤裸裸弱肉强食的坚决实践者.他们欺负.欺骗别人,他们也被
别人欺负.欺骗.社会成了没有欢乐的战场,生命是一次毫无休止无意义的人与人之间
的争斗.天空永远乌云密布,太阳总是冰冷如铁.他们是被赶进斗兽场绝望的一群.孤
独,恐惧,看不到明天.他们向往温暖,却永远在残酷中颤抖.
如果说阿Q还有些因为愚昧有所行为不端的话,老畜牲是知坏行坏.即无丝毫行坏前怜
悯的,也没有一点行坏后的良心谴责或死后报应的恐惧.他有的,只是却为没有进一步
行坏的机会,环境和能力的愤愤不平.因为他们没有爱,没有盼望,只有欲望.不在乎伤
害他人的欲望满足是填满空虚心灵的唯一生存意义.他们已成了披着人皮的动物
从鲁迅的“阿Q正传”到顾晓军的”臭不要脸老畜牲”,中国社会进入无法解救的畜牲
时代.当然共产党那些领头畜牲的功绩不能抹杀,但是,读读二十四史战国策和资治通
鉴之类的野史,再听一下鲁迅”救救孩子”!绝望的呼声,我不得不怀疑中国的社会会如
此败坏应该不能全部归功于中共吧?
臭不要脸老畜牲
顾晓军
吃没吃到、玩没玩到，已经摸到棺材边子了。
一晃，六十了！真是不知也不觉。
老畜牲，心里嘀咕著。
他又在想：俺早生六十年、或晚生六十年，那该多好呵！
……
早生六十年，俺就去当国军。
俺，到处去抓壮丁；抓到，俺就先把他老婆给干了。
国军要是不要俺，俺就卖身投靠当汉奸；俺跟著鬼子下乡扫荡，强奸妇女。
……
晚生六十年……六十年后，啥样子？
满大街，到处都是光屁股女人？说不定，就这样！
俺，就扛著杆老枪，在大街上乱转……遇上中意的女人，俺就上去给她一枪！
她追，俺就逃……逃著、逃著，遇上中意的，俺上去又是一枪！
……
华灯初放，老畜牲在大街上乱转，脑子胡思乱想著。
其实，当他迈下派出所的台阶时，就在想这些乱七八糟的东西了。
突然，他问自己：今，俺都干了些啥？
早起，老畜牲满世界捡饮料瓶、纸合；饮料瓶一毛一个，纸合也几毛一斤。
不捡，白不捡！早起捡，不是怕别个看见，而是能战果辉煌。
老畜牲，不怕别个知道他捡垃圾。他跟垃圾打了一辈子交道：顶爹的职，往城
外拖垃圾。
爹，也干了一辈子；从解放前，一直干到了死。
……
老畜牲爱自己嘀咕。
上小学时，也不知说错了啥；被老师拎到黑板前，罚站。
回到家，爹就教他：不会说，不要说；不说出来，谁也不知道你在想什么。
记住了，从此就不爱说话，自己嘀咕。
……
爹有钱时，每天带他去洗澡，买花生米、茶干给他吃；没钱时，爹领著他在家
睡觉。
老畜牲，没见过娘，从小就没有娘；他的脑子里，没啥娘的概念。
有人说：他是他爹捡来的，他爹不是他亲爹。他觉著：爹对俺好，就是亲爹。
谁对俺好，谁就是亲爹！
爹的同事，给东西他吃，要他叫声爹，他就叫。
……
爹爱对他说：“俺养你小，你养俺老。”
可惜爹走的早，没能养他老。
老畜牲，把这话也对小垃圾婆说过；可她，先走了。
小垃圾婆，是他从垃圾山上捡来的；老畜牲干了她，就要了她。
上午，老畜牲一般都上菜市场去。
说“吃没吃到、玩没玩到”，其实是瞎说。若说没吃到山珍海味，那倒是真的；
可鸡鸭鱼肉，他也没少吃。
老畜牲发了工资，三件事是必做的。一是买瓶好酒、斩只整鸭子，犒劳一下自
己；二是还掉平时赊烟、赊酒欠的债；三是买几十斤大米丢家里。
没几天，他没钱了，再去赊烟、赊酒；而菜，就上菜市场去捡菜边子。
……
老畜牲上菜市场，还有件要紧的事，是揩油。
菜市场人多，遇上中意的女人；他就斜著走过去，在人家身上蹭一把、快活一
下。
反应快的，赶紧躲闪开去。
躲闪不及的，就被他揩了油去，一般都会骂上句：臭不要脸的！
……
臭不要脸，就是这么来的。
不过，被人骂时；老畜牲，正开心著，也就不觉著丢了啥。
有时，背后看看很中意，老畜牲就上去蹭。
女的，回头就骂；一看，他心里直后悔：早知道这么丑，俺还不想噌你呢。
……
上午，就是这样：低腰裤，大半个屁股露在外面，结结实实；一看便知，是那
种有劲的女人。
想都没多想，老畜牲上去就蹭。
“叭”地一记耳光打在脸上，那女的回头就骂：“臭不要脸！老畜牲！”
咋？满脸皱折子！老畜牲在心里直喊：俺的个娘呵！
现在的女人，都厉害。
几个老女人，与她们不相干，也参加进来动手抓。
老畜牲身上，好几处都被抓出了血。
还嚷嚷著送派出所。老畜牲心里嘀咕：送就送，又不是第一次。
……
被几个女人押著走，老畜牲心里嘀咕：要是解放前，俺去当国军，把你们都干
了！
到了派出所，女警察一见他就笑，对女人们说：“他有心理障碍。”
“有心理障碍？那也不能耍流氓！”女人们七嘴八舌。
……
女警察，与女人们说话，做笔录；老畜牲，就躺在地上“哼哼”。
“哪伤了？”女警察问。女人们说：“俺们没打他。”
“没打？”老畜牲，把裤子扒了下来；女警察替他提上，问：“上医院不？”
“俺不要上医院，俺要赔钱！”老畜牲道。
……
听说要赔钱，女人们就乱叫。
女警察自己掏出二十块钱，给老畜牲；老畜牲赶紧抓过来，掖在兜里。
“走吧，上禁闭室去，好好想一想，”女警察道。
蹲在禁闭室里，老畜牲想他自己的。
……
年轻时，拖垃圾。
垃圾山上，有扒垃圾的老太；几次，都想扳倒了，干！
幸好，没敢。那是文化大革命，抓到了要坐牢，风头上还会拉出去枪毙。
……
过去，是用板车往城外拖垃圾。爹，就拖板车；老畜牲，也拖过。
后来，改用汽车拖；他装，装好坐在垃圾堆上。
到了城外垃圾山，再往下卸。
……
只是想干，没真干，也没有对人说过。
不知人咋看出来的？
不久，人就都叫他：小畜牲。
后来，就叫大畜牲；再后来，就叫成了老畜牲。
……
小垃圾婆，是捡的、半推半就的。
俗话说得好：母狗不撅屁股，公狗不掏枪。
俺干了她，俺负责养她。
……
女警察进来问：“想好了没有？”
老畜牲，不说话。
“先吃饭。”女警察递给他盒饭，就忙她的去了。
吃了饭，老畜牲又继续想他自己的。
……
俺养你小，你养俺老。老畜牲，又想到了爹。
他自己，没有儿女。
工作，叫人瞧不起；他自己又抽烟、喝酒，攒不下钱，没有人肯跟他。
……
谁说俺不会过日子？
不会过，咋知道：月头，买几十斤大米丢家里？
老畜牲在心里嘀咕，为自己辩护。
……
找不到老婆，老畜牲就在垃圾山上，捡了个小垃圾婆。
老畜牲对她说：“俺养你小，你养俺老。”
不料：小垃圾婆有病、病多。钱，花掉了不少；干，没干著几次。
最后，还是死掉了。
老畜牲，只好又重新一个人过。
……
一看：窗外的天，黑了。老畜牲，把门敲得山响。
“呀！把你给忘了。”女警察捧著盒饭，又自己掏了五块钱，给老畜牲。
老畜牲，接过钱，啥也没有说，就走。
女警察，对他道：“吃过饭，就回家去。别在外面乱转了！”
走在街上，人突然就多了起来。
老畜牲，环顾了一下，才注意到：这是家饭店的大门。
刚散了席，酒足饭饱的人们，红光满面；剔著牙、说着酒话，等著走得慢的。
……
老畜牲，在这人群中，看到了个中意的女人。
想走过去，蹭她一下；可，又不敢。
不敢，却又很想很想去蹭。
老畜牲，拼命忍；用自己他左手，拼命掐自己的右手。
……
好不容易，总算是忍住了；那群人，也走远了。
在饭店的华灯下，老畜牲伸出右手、一看：淤血了，一块深紫色的印。
冲著那群人背影，老畜牲嘀咕著：要是解放前，俺当国军，把你们都抓壮丁，
再干你们老婆！
……
老畜牲，在街上走，还想著那些酒足饭饱的人。
他在心里嘀咕：对！把他们都抓壮丁，再干他们的老婆。
先干那个中意的……他，提醒著自己。
原先还有半句话呢？想不起来了。他决定：想不起来，就不要了！
老畜牲，两腿走不动了。
街边上，有个大落地橱窗，里面坐著几个漂亮小姐。
几个小姐，都穿着颜色很艳的超短裙。
裸露的大腿、奶子、背……在_亮灯光下，雪白、粉嫩，肉肉的。
……
老畜牲，不知不觉走到了橱窗跟前，把脸贴在了玻璃上。
橱窗里面，一个小姐发现了他，冲著他笑了笑；老畜牲，也龇了龇牙，笑了笑。
小姐，冲著他，捧了捧自己的奶子；老畜牲，也摸了摸自己的棒棒。
这才发现：棒棒翘得老高，把裤子支了起来。
……
小姐，在里面搔首弄姿、搞怪，勾引他。
老畜牲，便在外面龇牙咧嘴、眉飞色舞，回应著里面。
小姐，想挣钱、熬不过他，便开了门、出来拉他；老畜牲，便进去。
小姐递烟、倒茶，招待他。
……
烟也抽了，茶也喝了；老畜牲，还没啥动静。
小姐，突然问：“你带钱了么？”
“没有。”
“没钱？进来干啥？”
老畜牲，被哄了出来，在心里嘀咕：又不是俺要进的！
但，没说；说出来，激恼了，怕是要挨打的。
他想，爹说得多好：不会说，不要说；不说出来，谁也不知道！
俺养你小，你养俺老。老畜牲，在心里嘀咕：爹，走得太早，没有享到福。
……
看见下水饺的摊子，他觉著了肚子饿。
把五块钱拍在摊子上，道：“半斤！五七三十五，给三十八个。”
下水饺的，一五一十……数了三十七个，下在锅里。
他，手快，抓起三个，往锅里一丢。下水饺的，一惊一楞；望着他，摇了摇头。
……
他坐了下来，心里又在嘀咕：啥臭不要脸老畜牲？谁给俺脸了？谁又把俺当人
看了？
要是解放前，俺就去当国军，抓壮丁；抓到后，先把他老婆干了。
爹就活在解放前，咋没去当国军？突然，他想。
是没想到、还是国军不要他？
……
太难，想不清。老畜牲嘀咕著。
正巧，一大碗水饺端了来；老畜牲，立马决定：
不去想，先吃！
全部跟贴
不认为这种拿下层人开涮的小说是好文章，再说老男人的心理都一样 博讯螺杆 [298 b] 2011-03-02 12:34:36 [点击: 0] (1123018)
这种失落感，那些特别自以为是的海外民运们体会得最深！ 民愤 [267 b] 2011-03-02 10:51:17 [点击: 28] (1123003)
當初這個”精英”兩個字也是自吹 yoke [826 b] 2011-03-02 11:46:58 [点击: 11] (1123012)
.谢谢自告奋勇的例子 丁小明 [130 b] 2011-03-02 11:56:36 [点击: 11] (1123013)
扯吧，放心罢，都比你混的好！ 博讯螺杆 [0 b] 2011-03-02 11:28:56 [点击: 7] (1123011)
20年来，真聪明活得更好能自纠错的，手指头能数得过来 giss [0 b] 2011-03-02 11:23:20 [点击: 5] (1123010)
这番话放在你自己身上最合适! 踏并 [0 b] 2011-03-02 11:20:58 [点击: 6] (1123009)
他真是坏中之坏 丁小明 [50 b] 2011-03-02 10:59:38 [点击: 21] (1123005)
作者: 丁小明 2011-03-02 09:21:26 [点击:92]
这是一篇超过“阿Q正传”的小说,它刻划出在共产党底下生活过的你我的影子,看完
它,我不得不仰望苍天”天哪,我们还算人吗”!?
不说仍旧社会在那地狱的,当我听到在西方社会受了高等教育(许多还是靠美国学校
的资助完成),有着这儿中层以上生活的破口大骂”妈的.美国,害老子得苦巴巴上班.要
是老子在中国,怎么也比今天强,有几个二奶伺候”.我看到实在不是东西的自己..在
我看着五毛们一边享受着西方生活给他的福利自由,一面为营头小利出卖灵魂,说着
一些自己也不信的混帐时,我忍不住一声”猪狗不如”!.一个从进美国后就以眼睛不好
月月拿着美国政府的残废救济(一个没有对这国家做出任何贡献的)的无耻在电台大
放厥词,颠倒黑白攻击这如此宽容饲养着他的国家,是人的都会毫不犹豫地训斥”不知
廉耻忘恩负义的畜牲”!
中共的无神论把人们逼得十分现实,中共官员好话说尽,好处觅绝,坏事做透的榜样让
普通中国人不坏也难.多少人看自己象个骆驼,瞧别人都是蚂蚁.伤人十分,自己得毫
厘___干!动一指而利天下___去他妈的.唯利是图,不辩是否,有利可图,不惜说自己妈
妈是赛金花再世.巴结权贵,敢让主子的畜牲狗凌驾于自己骨肉头上方便.这是今天的
中国人吗?或者中国人本来就是这样?!
中共的伪善其表,豺狼其心下骇人听闻的行径吓得许许多多深受其害的憎恨全世界.绝
望下,许多可怜虫成了赤裸裸弱肉强食的坚决实践者.他们欺负.欺骗别人,他们也被
别人欺负.欺骗.社会成了没有欢乐的战场,生命是一次毫无休止无意义的人与人之间
的争斗.天空永远乌云密布,太阳总是冰冷如铁.他们是被赶进斗兽场绝望的一群.孤
独,恐惧,看不到明天.他们向往温暖,却永远在残酷中颤抖.
如果说阿Q还有些因为愚昧有所行为不端的话,老畜牲是知坏行坏.即无丝毫行坏前怜
悯的,也没有一点行坏后的良心谴责或死后报应的恐惧.他有的,只是却为没有进一步
行坏的机会,环境和能力的愤愤不平.因为他们没有爱,没有盼望,只有欲望.不在乎伤
害他人的欲望满足是填满空虚心灵的唯一生存意义.他们已成了披着人皮的动物
从鲁迅的“阿Q正传”到顾晓军的”臭不要脸老畜牲”,中国社会进入无法解救的畜牲
时代.当然共产党那些领头畜牲的功绩不能抹杀,但是,读读二十四史战国策和资治通
鉴之类的野史,再听一下鲁迅”救救孩子”!绝望的呼声,我不得不怀疑中国的社会会如
此败坏应该不能全部归功于中共吧?
臭不要脸老畜牲
顾晓军
吃没吃到、玩没玩到，已经摸到棺材边子了。
一晃，六十了！真是不知也不觉。
老畜牲，心里嘀咕著。
他又在想：俺早生六十年、或晚生六十年，那该多好呵！
……
早生六十年，俺就去当国军。
俺，到处去抓壮丁；抓到，俺就先把他老婆给干了。
国军要是不要俺，俺就卖身投靠当汉奸；俺跟著鬼子下乡扫荡，强奸妇女。
……
晚生六十年……六十年后，啥样子？
满大街，到处都是光屁股女人？说不定，就这样！
俺，就扛著杆老枪，在大街上乱转……遇上中意的女人，俺就上去给她一枪！
她追，俺就逃……逃著、逃著，遇上中意的，俺上去又是一枪！
……
华灯初放，老畜牲在大街上乱转，脑子胡思乱想著。
其实，当他迈下派出所的台阶时，就在想这些乱七八糟的东西了。
突然，他问自己：今，俺都干了些啥？
早起，老畜牲满世界捡饮料瓶、纸合；饮料瓶一毛一个，纸合也几毛一斤。
不捡，白不捡！早起捡，不是怕别个看见，而是能战果辉煌。
老畜牲，不怕别个知道他捡垃圾。他跟垃圾打了一辈子交道：顶爹的职，往城
外拖垃圾。
爹，也干了一辈子；从解放前，一直干到了死。
……
老畜牲爱自己嘀咕。
上小学时，也不知说错了啥；被老师拎到黑板前，罚站。
回到家，爹就教他：不会说，不要说；不说出来，谁也不知道你在想什么。
记住了，从此就不爱说话，自己嘀咕。
……
爹有钱时，每天带他去洗澡，买花生米、茶干给他吃；没钱时，爹领著他在家
睡觉。
老畜牲，没见过娘，从小就没有娘；他的脑子里，没啥娘的概念。
有人说：他是他爹捡来的，他爹不是他亲爹。他觉著：爹对俺好，就是亲爹。
谁对俺好，谁就是亲爹！
爹的同事，给东西他吃，要他叫声爹，他就叫。
……
爹爱对他说：“俺养你小，你养俺老。”
可惜爹走的早，没能养他老。
老畜牲，把这话也对小垃圾婆说过；可她，先走了。
小垃圾婆，是他从垃圾山上捡来的；老畜牲干了她，就要了她。
上午，老畜牲一般都上菜市场去。
说“吃没吃到、玩没玩到”，其实是瞎说。若说没吃到山珍海味，那倒是真的；
可鸡鸭鱼肉，他也没少吃。
老畜牲发了工资，三件事是必做的。一是买瓶好酒、斩只整鸭子，犒劳一下自
己；二是还掉平时赊烟、赊酒欠的债；三是买几十斤大米丢家里。
没几天，他没钱了，再去赊烟、赊酒；而菜，就上菜市场去捡菜边子。
……
老畜牲上菜市场，还有件要紧的事，是揩油。
菜市场人多，遇上中意的女人；他就斜著走过去，在人家身上蹭一把、快活一
下。
反应快的，赶紧躲闪开去。
躲闪不及的，就被他揩了油去，一般都会骂上句：臭不要脸的！
……
臭不要脸，就是这么来的。
不过，被人骂时；老畜牲，正开心著，也就不觉著丢了啥。
有时，背后看看很中意，老畜牲就上去蹭。
女的，回头就骂；一看，他心里直后悔：早知道这么丑，俺还不想噌你呢。
……
上午，就是这样：低腰裤，大半个屁股露在外面，结结实实；一看便知，是那
种有劲的女人。
想都没多想，老畜牲上去就蹭。
“叭”地一记耳光打在脸上，那女的回头就骂：“臭不要脸！老畜牲！”
咋？满脸皱折子！老畜牲在心里直喊：俺的个娘呵！
现在的女人，都厉害。
几个老女人，与她们不相干，也参加进来动手抓。
老畜牲身上，好几处都被抓出了血。
还嚷嚷著送派出所。老畜牲心里嘀咕：送就送，又不是第一次。
……
被几个女人押著走，老畜牲心里嘀咕：要是解放前，俺去当国军，把你们都干
了！
到了派出所，女警察一见他就笑，对女人们说：“他有心理障碍。”
“有心理障碍？那也不能耍流氓！”女人们七嘴八舌。
……
女警察，与女人们说话，做笔录；老畜牲，就躺在地上“哼哼”。
“哪伤了？”女警察问。女人们说：“俺们没打他。”
“没打？”老畜牲，把裤子扒了下来；女警察替他提上，问：“上医院不？”
“俺不要上医院，俺要赔钱！”老畜牲道。
……
听说要赔钱，女人们就乱叫。
女警察自己掏出二十块钱，给老畜牲；老畜牲赶紧抓过来，掖在兜里。
“走吧，上禁闭室去，好好想一想，”女警察道。
蹲在禁闭室里，老畜牲想他自己的。
……
年轻时，拖垃圾。
垃圾山上，有扒垃圾的老太；几次，都想扳倒了，干！
幸好，没敢。那是文化大革命，抓到了要坐牢，风头上还会拉出去枪毙。
……
过去，是用板车往城外拖垃圾。爹，就拖板车；老畜牲，也拖过。
后来，改用汽车拖；他装，装好坐在垃圾堆上。
到了城外垃圾山，再往下卸。
……
只是想干，没真干，也没有对人说过。
不知人咋看出来的？
不久，人就都叫他：小畜牲。
后来，就叫大畜牲；再后来，就叫成了老畜牲。
……
小垃圾婆，是捡的、半推半就的。
俗话说得好：母狗不撅屁股，公狗不掏枪。
俺干了她，俺负责养她。
……
女警察进来问：“想好了没有？”
老畜牲，不说话。
“先吃饭。”女警察递给他盒饭，就忙她的去了。
吃了饭，老畜牲又继续想他自己的。
……
俺养你小，你养俺老。老畜牲，又想到了爹。
他自己，没有儿女。
工作，叫人瞧不起；他自己又抽烟、喝酒，攒不下钱，没有人肯跟他。
……
谁说俺不会过日子？
不会过，咋知道：月头，买几十斤大米丢家里？
老畜牲在心里嘀咕，为自己辩护。
……
找不到老婆，老畜牲就在垃圾山上，捡了个小垃圾婆。
老畜牲对她说：“俺养你小，你养俺老。”
不料：小垃圾婆有病、病多。钱，花掉了不少；干，没干著几次。
最后，还是死掉了。
老畜牲，只好又重新一个人过。
……
一看：窗外的天，黑了。老畜牲，把门敲得山响。
“呀！把你给忘了。”女警察捧著盒饭，又自己掏了五块钱，给老畜牲。
老畜牲，接过钱，啥也没有说，就走。
女警察，对他道：“吃过饭，就回家去。别在外面乱转了！”
走在街上，人突然就多了起来。
老畜牲，环顾了一下，才注意到：这是家饭店的大门。
刚散了席，酒足饭饱的人们，红光满面；剔著牙、说着酒话，等著走得慢的。
……
老畜牲，在这人群中，看到了个中意的女人。
想走过去，蹭她一下；可，又不敢。
不敢，却又很想很想去蹭。
老畜牲，拼命忍；用自己他左手，拼命掐自己的右手。
……
好不容易，总算是忍住了；那群人，也走远了。
在饭店的华灯下，老畜牲伸出右手、一看：淤血了，一块深紫色的印。
冲著那群人背影，老畜牲嘀咕著：要是解放前，俺当国军，把你们都抓壮丁，
再干你们老婆！
……
老畜牲，在街上走，还想著那些酒足饭饱的人。
他在心里嘀咕：对！把他们都抓壮丁，再干他们的老婆。
先干那个中意的……他，提醒著自己。
原先还有半句话呢？想不起来了。他决定：想不起来，就不要了！
老畜牲，两腿走不动了。
街边上，有个大落地橱窗，里面坐著几个漂亮小姐。
几个小姐，都穿着颜色很艳的超短裙。
裸露的大腿、奶子、背……在_亮灯光下，雪白、粉嫩，肉肉的。
……
老畜牲，不知不觉走到了橱窗跟前，把脸贴在了玻璃上。
橱窗里面，一个小姐发现了他，冲著他笑了笑；老畜牲，也龇了龇牙，笑了笑。
小姐，冲著他，捧了捧自己的奶子；老畜牲，也摸了摸自己的棒棒。
这才发现：棒棒翘得老高，把裤子支了起来。
……
小姐，在里面搔首弄姿、搞怪，勾引他。
老畜牲，便在外面龇牙咧嘴、眉飞色舞，回应著里面。
小姐，想挣钱、熬不过他，便开了门、出来拉他；老畜牲，便进去。
小姐递烟、倒茶，招待他。
……
烟也抽了，茶也喝了；老畜牲，还没啥动静。
小姐，突然问：“你带钱了么？”
“没有。”
“没钱？进来干啥？”
老畜牲，被哄了出来，在心里嘀咕：又不是俺要进的！
但，没说；说出来，激恼了，怕是要挨打的。
他想，爹说得多好：不会说，不要说；不说出来，谁也不知道！
俺养你小，你养俺老。老畜牲，在心里嘀咕：爹，走得太早，没有享到福。
……
看见下水饺的摊子，他觉著了肚子饿。
把五块钱拍在摊子上，道：“半斤！五七三十五，给三十八个。”
下水饺的，一五一十……数了三十七个，下在锅里。
他，手快，抓起三个，往锅里一丢。下水饺的，一惊一楞；望着他，摇了摇头。
……
他坐了下来，心里又在嘀咕：啥臭不要脸老畜牲？谁给俺脸了？谁又把俺当人
看了？
要是解放前，俺就去当国军，抓壮丁；抓到后，先把他老婆干了。
爹就活在解放前，咋没去当国军？突然，他想。
是没想到、还是国军不要他？
……
太难，想不清。老畜牲嘀咕著。
正巧，一大碗水饺端了来；老畜牲，立马决定：
不去想，先吃！
全部跟贴
不认为这种拿下层人开涮的小说是好文章，再说老男人的心理都一样 博讯螺杆 [298 b] 2011-03-02 12:34:36 [点击: 0] (1123018)
这种失落感，那些特别自以为是的海外民运们体会得最深！ 民愤 [267 b] 2011-03-02 10:51:17 [点击: 28] (1123003)
當初這個”精英”兩個字也是自吹 yoke [826 b] 2011-03-02 11:46:58 [点击: 11] (1123012)
.谢谢自告奋勇的例子 丁小明 [130 b] 2011-03-02 11:56:36 [点击: 11] (1123013)
扯吧，放心罢，都比你混的好！ 博讯螺杆 [0 b] 2011-03-02 11:28:56 [点击: 7] (1123011)
20年来，真聪明活得更好能自纠错的，手指头能数得过来 giss [0 b] 2011-03-02 11:23:20 [点击: 5] (1123010)
这番话放在你自己身上最合适! 踏并 [0 b] 2011-03-02 11:20:58 [点击: 6] (1123009)
他真是坏中之坏 丁小明 [50 b] 2011-03-02 10:59:38 [点击: 21] (1123005)
论顾晓军的粗俗与杨恒均的下流
论顾晓军的粗俗与杨恒均的下流
顾晓军短评：石三生算是说对了，我曾撰有《顾晓军主义：粗俗美与生命力》。
作者：石三生
很久了，就想写一篇文字，表述一下自己对顾晓军先生的印象。想写的原因，不外就是当初在博客中国自己的文后常见的：诸如顾晓军是个疯子，顾晓军是个神经病，石三生你不是和他一路人，不要总和他搅和在一起，等等。
想写的原因，还因为自己是民评官的一员，而顾先生则是发起人。
想写的原因，还因为经历了博客中国这一次残冬春尚远的扫荡，“民评官”已经分崩离析，不知所终。
既如此，何不就趁还有一两处人踪稀疏的博客，了断一下旧日的旧念？
原本只是想为顾先生做一管窥素描，又因自己有幸参与了一场被顾晓军称之为“世界互联网史上的大事”的抓共谍一案，因此就不惜毫无文采的笔墨，将杨恒均先生一起并入到此篇。本就是管窥，一人的漏见浅闻，描画的好与不好，就任凭顾、杨二君及读者们笑纳海涵了。
学识了了。估计大家看了标题就会立刻有此感悟。奈何人原本就是个复杂的动物，而标题又只能精简到不能再精简，以我之笨，要用一两个字概述第一、第二甚至第三、第四等的印象，着实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这标题，算是勉为其难吧。尤其希望顾、杨二君不要责怪才好。
顾晓军先生的粗俗，估计看过他文章的大多数中国人，都会有这么一个印象。从他的小说、杂谈中的点击量上也能得出这么一个结论，国人是个喜好高雅的民族。老祖宗们从树上跳下来，知道拿芭蕉叶挡住私处的那一刻起，大概就养成了这高尚的德行。孔孟先师的教诲，更是绝无将私处直白于道德深厚的文章中的，或曰交媾、或曰云雨、或曰房事等等。而顾晓军的文，每每以乡野俚语肆无忌惮地描述男女之间的情事。说他粗俗，应该差不很多，《找只大熊猫操操》堪称顾氏粗俗的代表作。相信看过此文的，不论是淑女还是绅士（我不敢肯定有没有绅士在当下中国，总觉得培养一个绅士需要好几代人的努力）都会先骂一句才能忍着羞耻看下去。而看过的，十有八九都会因顾之粗俗而不知其所以然。或许，也正因了顾晓军先生文字的粗野不羁，才导致其文在我们这个儒雅盛行的国度被禁、被边缘化，这真是万分令人遗憾的事情。如果不是因为粗俗，国人不论是权贵还是乡野匹夫，能将其《吹牛一定要上税》作为荣辱观，相信我们这个国家至少可以进步2523年（依据来源于百度百科之孔子：1988年，75位诺贝尔奖的获得者在巴黎集会，会议结束后发表联合宣言，呼吁全世界“人类如果要在21世纪生存下去，就必须回首2500年前，去孔子那里汲取智慧。”。）；要是马朝旭们、国统局、农业部的大员们能读懂此文，相信中国可以从此时起再前进至少一百年；要是央视、人民报、新华社等的智者们能读懂此文，相信我们此时国民的道德水平和理性，不敢说已经超越欧美至少也可以坐在一个台阶上对话了。
有时，很想劝顾先生一句，希望他别总是这么粗俗下去。却因为他老人家煞有其事地把自己闭了关修炼般断绝了所有进言的秘密通道，只好作罢。顾先生虽自称骂人得体，却不知如今的社会，非鲁迅时期可比。如今，我们是因为儒雅就容不得粗俗，因容不得粗俗就只好对下流趋之若鹜。君不见在政府做后盾的百度首页，常常不是乱伦就是放荡，什么《酒醒后 发现继母熟睡在我身边》，什么《婆婆居然逼我跟3个男人同睡》。石三生曾经看过一套据说是当今名人、伟人的私藏书目。收藏者有鲁迅、毛泽东、周恩来、康生等等，所藏书目的下流尺度较比港版的《金瓶梅》都只有过之而无不及。
说到这里，可能有读者会疑问：你说的这粗俗和下流的区别在哪里？不急，就容某管窥杨恒均杨博士兼N国特务之中分辨。
杨恒均是个特务。据顾晓军先生分析，至少还是个大校级的特务，他还是个博士，还是个网络上靠贩卖民主出名的作家。说其行文下流，主要是参照百度被中宣部允许出现的字面类比。顾晓军的《找只大熊猫操操》肯定是不会出现在如今任何一个高尚的主页面中，而顾之用语，不过是些蝇营狗苟的人们甚至权贵们也日常的口头禅。在山东乡下，越是亲近之人，表达热情时，越是会说出顾般的语言来，比如你这个小王八羔子，想杀俺了！而东北人更是不分男女，都习惯将操你妈挂在口上。这里的操，只能说是一种粗俗，不能说是下流，因为说者说时，并不会产生动物的性冲动。
杨恒均的文却并非如此，他即使在宣扬民主的时候，也会情不自禁地将男女之间的性事顺带出来。我们说文学描写当中，在男女主人公到了某一个特定时间和空间，产生性爱的描述不能称之为下流，因为这是人的一种自然本能；而在大庭广众之下，一个男人随便跟一个女人描述性爱的过程就是一种流氓行为，是下流的。杨恒均在《民主到来之前，我们该如何生活》一文中，反驳俞飞龙们的启蒙者之恶时说时，打了一个比喻：“按照这位朋友的逻辑，我们甚至可以继续推论：在强奸案发生后，不去追究强奸犯，而是和声细语地告诉被强奸的妇女如何在遭受强奸的时候，摆正自己的姿势，让强奸来得更顺滑一些……”能把民主和强奸乃至姿势都联想到一起的，恐怕全世界的网络上，非杨恒均莫属。不知在他的《家国天下》中，是否收录了此文？也可以说，从那时起，给我的第一感觉，他的民主绝非善类。产生如此感觉的，还因为有一个亲身的经历：曾经很想投资做餐饮，因听人说此行最容易受某些黑组织的骚扰，于是就请了一些当地支队长之类的人物们吃饭。当时还有女士在场，时间大概是九十年代末的样子，尽管自己已经不三不四地在商海混了若干年，在听到他们之间讲的那些如杨恒均般的笑谈时，还是木讷的无法插言，并也因此彻底打消了做餐饮的计划。我一直以为那个层次的、那些人们应该至少是道貌岸然的。一直以为在公共场所，在陌生的男女之间谈论性事无论如何都是不应该的，是很下流的！
当然，第一感觉未必就是可靠。虽然今天的事实证明了杨恒均果然也是个穿警服的人，果然也是和他们一样，会在任意场合津津乐道一些性事的镜头。
瞧吧，这就是我对顾晓军和杨恒均的直觉或称管窥。
石三生不才，修辞水平一般，但迄今为止，被我在文中抓到的第一感觉，还未见有人可以证明这直觉是错误的。
有时，我会为我们这个时代感到悲哀。因为熙熙攘攘的文学世界中，容不得粗俗却对下流熟视无睹；容不得真言却任由谎言通行无阻；庙堂之上的下流比民间乡野的粗俗更可怕，前者是人的兽欲，后者是人类的自然。
有时，真的会为这个时代悲哀，因为我们容不得粗俗，却对下流趋之若鹜。剖开顾晓军笔下粗糙的外表，裹着的其实是美玉；扒开杨恒均美丽的外表，藏着的，不过是阴损和下流。听顾晓军一言，胜读十年书；看杨恒均之《家国天下》，除了更脑残你别无出路。
或许，这不是杨恒均的错，因为他已经不是个中国人。或许这原本就没有错，因为中国人原本就是一个劣等的民族，窝里斗才是我们唯一自豪的文明精神。
最后的时候，还是用杨恒均最经典的语言做个结束吧：“他们本来是处于受监视的地位，却偏偏拥有那么一颗可怕的心？”
========================
附赠2011年，将要流行的对白：
你在被监视吗？
是的！
你是特务吗？
不是！
你喜欢粗俗吗？
No！
你喜欢下流吗？
。。。。。。
石三生于2011年3月2日
顾晓军短评：石三生算是说对了，我曾撰有《顾晓军主义：粗俗美与生命力》。
作者：石三生
很久了，就想写一篇文字，表述一下自己对顾晓军先生的印象。想写的原因，不外就是当初在博客中国自己的文后常见的：诸如顾晓军是个疯子，顾晓军是个神经病，石三生你不是和他一路人，不要总和他搅和在一起，等等。
想写的原因，还因为自己是民评官的一员，而顾先生则是发起人。
想写的原因，还因为经历了博客中国这一次残冬春尚远的扫荡，“民评官”已经分崩离析，不知所终。
既如此，何不就趁还有一两处人踪稀疏的博客，了断一下旧日的旧念？
原本只是想为顾先生做一管窥素描，又因自己有幸参与了一场被顾晓军称之为“世界互联网史上的大事”的抓共谍一案，因此就不惜毫无文采的笔墨，将杨恒均先生一起并入到此篇。本就是管窥，一人的漏见浅闻，描画的好与不好，就任凭顾、杨二君及读者们笑纳海涵了。
学识了了。估计大家看了标题就会立刻有此感悟。奈何人原本就是个复杂的动物，而标题又只能精简到不能再精简，以我之笨，要用一两个字概述第一、第二甚至第三、第四等的印象，着实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这标题，算是勉为其难吧。尤其希望顾、杨二君不要责怪才好。
顾晓军先生的粗俗，估计看过他文章的大多数中国人，都会有这么一个印象。从他的小说、杂谈中的点击量上也能得出这么一个结论，国人是个喜好高雅的民族。老祖宗们从树上跳下来，知道拿芭蕉叶挡住私处的那一刻起，大概就养成了这高尚的德行。孔孟先师的教诲，更是绝无将私处直白于道德深厚的文章中的，或曰交媾、或曰云雨、或曰房事等等。而顾晓军的文，每每以乡野俚语肆无忌惮地描述男女之间的情事。说他粗俗，应该差不很多，《找只大熊猫操操》堪称顾氏粗俗的代表作。相信看过此文的，不论是淑女还是绅士（我不敢肯定有没有绅士在当下中国，总觉得培养一个绅士需要好几代人的努力）都会先骂一句才能忍着羞耻看下去。而看过的，十有八九都会因顾之粗俗而不知其所以然。或许，也正因了顾晓军先生文字的粗野不羁，才导致其文在我们这个儒雅盛行的国度被禁、被边缘化，这真是万分令人遗憾的事情。如果不是因为粗俗，国人不论是权贵还是乡野匹夫，能将其《吹牛一定要上税》作为荣辱观，相信我们这个国家至少可以进步2523年（依据来源于百度百科之孔子：1988年，75位诺贝尔奖的获得者在巴黎集会，会议结束后发表联合宣言，呼吁全世界“人类如果要在21世纪生存下去，就必须回首2500年前，去孔子那里汲取智慧。”。）；要是马朝旭们、国统局、农业部的大员们能读懂此文，相信中国可以从此时起再前进至少一百年；要是央视、人民报、新华社等的智者们能读懂此文，相信我们此时国民的道德水平和理性，不敢说已经超越欧美至少也可以坐在一个台阶上对话了。
有时，很想劝顾先生一句，希望他别总是这么粗俗下去。却因为他老人家煞有其事地把自己闭了关修炼般断绝了所有进言的秘密通道，只好作罢。顾先生虽自称骂人得体，却不知如今的社会，非鲁迅时期可比。如今，我们是因为儒雅就容不得粗俗，因容不得粗俗就只好对下流趋之若鹜。君不见在政府做后盾的百度首页，常常不是乱伦就是放荡，什么《酒醒后 发现继母熟睡在我身边》，什么《婆婆居然逼我跟3个男人同睡》。石三生曾经看过一套据说是当今名人、伟人的私藏书目。收藏者有鲁迅、毛泽东、周恩来、康生等等，所藏书目的下流尺度较比港版的《金瓶梅》都只有过之而无不及。
说到这里，可能有读者会疑问：你说的这粗俗和下流的区别在哪里？不急，就容某管窥杨恒均杨博士兼N国特务之中分辨。
杨恒均是个特务。据顾晓军先生分析，至少还是个大校级的特务，他还是个博士，还是个网络上靠贩卖民主出名的作家。说其行文下流，主要是参照百度被中宣部允许出现的字面类比。顾晓军的《找只大熊猫操操》肯定是不会出现在如今任何一个高尚的主页面中，而顾之用语，不过是些蝇营狗苟的人们甚至权贵们也日常的口头禅。在山东乡下，越是亲近之人，表达热情时，越是会说出顾般的语言来，比如你这个小王八羔子，想杀俺了！而东北人更是不分男女，都习惯将操你妈挂在口上。这里的操，只能说是一种粗俗，不能说是下流，因为说者说时，并不会产生动物的性冲动。
杨恒均的文却并非如此，他即使在宣扬民主的时候，也会情不自禁地将男女之间的性事顺带出来。我们说文学描写当中，在男女主人公到了某一个特定时间和空间，产生性爱的描述不能称之为下流，因为这是人的一种自然本能；而在大庭广众之下，一个男人随便跟一个女人描述性爱的过程就是一种流氓行为，是下流的。杨恒均在《民主到来之前，我们该如何生活》一文中，反驳俞飞龙们的启蒙者之恶时说时，打了一个比喻：“按照这位朋友的逻辑，我们甚至可以继续推论：在强奸案发生后，不去追究强奸犯，而是和声细语地告诉被强奸的妇女如何在遭受强奸的时候，摆正自己的姿势，让强奸来得更顺滑一些……”能把民主和强奸乃至姿势都联想到一起的，恐怕全世界的网络上，非杨恒均莫属。不知在他的《家国天下》中，是否收录了此文？也可以说，从那时起，给我的第一感觉，他的民主绝非善类。产生如此感觉的，还因为有一个亲身的经历：曾经很想投资做餐饮，因听人说此行最容易受某些黑组织的骚扰，于是就请了一些当地支队长之类的人物们吃饭。当时还有女士在场，时间大概是九十年代末的样子，尽管自己已经不三不四地在商海混了若干年，在听到他们之间讲的那些如杨恒均般的笑谈时，还是木讷的无法插言，并也因此彻底打消了做餐饮的计划。我一直以为那个层次的、那些人们应该至少是道貌岸然的。一直以为在公共场所，在陌生的男女之间谈论性事无论如何都是不应该的，是很下流的！
当然，第一感觉未必就是可靠。虽然今天的事实证明了杨恒均果然也是个穿警服的人，果然也是和他们一样，会在任意场合津津乐道一些性事的镜头。
瞧吧，这就是我对顾晓军和杨恒均的直觉或称管窥。
石三生不才，修辞水平一般，但迄今为止，被我在文中抓到的第一感觉，还未见有人可以证明这直觉是错误的。
有时，我会为我们这个时代感到悲哀。因为熙熙攘攘的文学世界中，容不得粗俗却对下流熟视无睹；容不得真言却任由谎言通行无阻；庙堂之上的下流比民间乡野的粗俗更可怕，前者是人的兽欲，后者是人类的自然。
有时，真的会为这个时代悲哀，因为我们容不得粗俗，却对下流趋之若鹜。剖开顾晓军笔下粗糙的外表，裹着的其实是美玉；扒开杨恒均美丽的外表，藏着的，不过是阴损和下流。听顾晓军一言，胜读十年书；看杨恒均之《家国天下》，除了更脑残你别无出路。
或许，这不是杨恒均的错，因为他已经不是个中国人。或许这原本就没有错，因为中国人原本就是一个劣等的民族，窝里斗才是我们唯一自豪的文明精神。
最后的时候，还是用杨恒均最经典的语言做个结束吧：“他们本来是处于受监视的地位，却偏偏拥有那么一颗可怕的心？”
========================
附赠2011年，将要流行的对白：
你在被监视吗？
是的！
你是特务吗？
不是！
你喜欢粗俗吗？
No！
你喜欢下流吗？
。。。。。。
石三生于2011年3月2日
2011年3月1日星期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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